魏征的这四次上书，并非单纯地劝谏唐太宗一时一事，似乎与贞观群臣内斗有着直接的关系，贞观九年萧瑀复出，贞观十年六月，温彦博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杨师道被任命为侍中，而魏征却借口眼病而坚决辞职，仅仅过去不足一年，魏征就连续上了四道奏疏，可能是一种有预谋的反击。纵观这四道奏疏，第一道是借着唐太宗打算修建飞山宫劝谏唐太宗节俭，这一道可视为投石问路，紧接着，又上了十思疏，从实处又写到了虚处，第三道则直接指出唐太宗如今变了，从希望唐太宗要汲取亡隋教训这一老话中，却引出要亲近贤臣，远离佞人的这一新意，但还没有全面论述，第四道奏疏产生的背景是：七月，天降大雨，瀔水和洛水漫入唐太宗曾居住的洛阳宫，淹死了六千多人；另据《贞观政要》记载，瀔水泛滥，冲入洛阳城内，淹没了洛阳宫，平地水深五尺，冲毁了宫廷建筑和寺庙十九座，七百多家受灾，这让唐太宗惊吓不小。魏征借着这一天灾，直接指出唐太宗亲近小人，疏远了君子。唐太宗亲自写下手诏，赞扬魏征说：“昔日，晋武帝平定吴国之后，骄傲自满，何曾身居宰相之位，却不能直谏，还私下在子孙们面前自诩明智，这是最大的不忠。看到你的劝谏，朕知错了，我将会把你写的奏疏放在案头，随时改正。”

七月十三日，唐太宗从洛阳附近的明德宫回到洛阳宫，下诏说：“洛阳宫被大水冲毁的，只需稍稍加以修缮，人能住就行了，其余木料要送给城内房屋受损的人家。另外，百官各自上书言事，要直言朕的过错！”二十日，唐太宗下令拆除明德宫和飞山宫的玄圃院，把拆下来的木料送给受灾人家。

一百五十九、慎终追远（4）

贞观十一年七月的大水灾给唐太宗当头一棒。

还在四个月之前，他还在积翠池得意洋洋地嘲笑隋炀帝，如今却在他临幸洛阳之时，河水泛滥，淹没洛阳，冲毁洛阳宫，淹死数千人。原本唐太宗东巡洛阳与洛阳发洪水是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但迷信的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把二者联系起来，这让一向以爱民之君自诩的唐太宗情何以堪！这也是他下诏征求直言的原因。

八月十二日，唐太宗对侍臣们说：“那些上书言事的人都说朕游猎次数太多了，如今天下无事，不能忘记武备，朕时常与侍从们在后苑打猎，并没有给百姓添一点麻烦，又有什么关系！”魏征劝道：“古代的圣王唯恐听不到自己的过错，陛下既然下令让大家上书言事，就该让人们随心所欲、自由表达各自的意见。只要有一言可取，对国家就是有利的；就算毫无可取之处，对国家也没有损害啊！”唐太宗说：“还是你说的对。”遂对上书的官员一一予以安慰。

侍御史马周和中书侍郎岑文本也在上书之列，岑文本在奏疏中称：“臣听说拨乱反正之主，创业确实很难，而守业也并不容易，因此，需要居安思危、有始有终。如今天下安定，但户口尚少，开辟的荒地更少；虽然陛下十分厚爱百姓，但战争的疮痍并没有平复；朝廷的教化也遍及了天下，但国库却非常匮乏。所以，古人用种树来做比喻，说种植的时间越长，书就越会枝繁叶茂；如果种的时间不长，就算施肥了，又有阳光的温暖，但根基还是不牢，一有人晃动，树木就会枯萎。如今的百姓就是如此。假如关心他们，他们就会逐渐繁衍生息；假如不停地劳役他们，他们就会困顿，一旦困顿，就会民不聊生；民不聊生后，就会心生怨恨；心生怨恨，就会产生背叛之心。孔子说：‘君主就像是一条船，百姓就像是河水。水既能承载船，又能颠覆船。’所以，自古圣王虽然受到称赞，也从不沾沾自喜，而是越来越谨慎小心，这就是其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