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四十八、居安思危（2）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我看古代的帝王，有兴有衰，就仿佛是有日出必有日落一样，都是因为被蒙蔽了耳目，不知道为政的得失，忠正之臣闭口不言，而谗佞小人日日而进，君王一直看不到自己的过错，遂直到灭亡。朕居于深宫，难以遍观天下之事，因此才让你们作为朕的耳目。你们不要因为天下无事，四海安定，就不以为意。人们爱戴的是君主，君主敬畏的是百姓。天子，是因为他圣明有道，人们才推举他的；如果他昏庸无能，人们就会废弃他，这确实非常可怕。”
魏征回答：“从古以来的亡国之君，都是因为他们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治久安。如今，陛下富有四海，天下安定，又能留心治国之道，经常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审慎之心，国运自会长久。我听古人说过：‘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认为百姓的力量值得敬畏，确实如此。”
同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古人讲过：‘国家在危急时不去扶持，社稷颠覆时又不能扶助，要这样的人来做宰相有什么用？’从君臣大义来讲，臣下能不竭尽忠心匡正补救吗？我常读书，每当看到夏桀杀死关龙逢、汉景帝诛杀晁错时，未尝不抛下书卷叹息。你们只要能义正词严地直言劝谏，使有益于政治教化，我绝不会以冒犯尊严、违背旨意而滥责罚你们。我近来亲临朝堂处理政事，也有违背法令的地方，你们却认为这是小事，而不据理力争。凡大事都是从小事开始，小事不追究，大事就会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国家危亡，都是由此而起。隋炀帝残暴，死于匹夫之手，天下百姓，很少听到有人为他痛惜的。你们替我想想隋朝灭亡的事情，我为你们想想关龙逢、晁错被杀的教训，君臣之间相互保全，岂不很好！”
一次，唐太宗对侍臣们说：“朕听说周、秦在取得天下之初，情况并无不同，只是周朝一心向善，积累功德，国祚才绵延八百多年。秦朝穷奢极欲，好施刑罚，不到两代就灭亡了，这难道不是说明了为善者福禄长久、为恶者年寿不长的道理吗？我又听说夏桀和商纣虽然是帝王，但他们与平头百姓相比，我也替他们感到羞耻；颜回、闵损只是个普通百姓，但他们与帝王相比，也足以为荣，这也是身为帝王的应该感到羞愧的。我时常以此告诫自己，唯恐自己的德行赶不上他们，而为人耻笑。”魏征回答：“臣听说鲁哀公对孔子说：‘有一个人非常健忘，一搬家连自己的老婆都给忘了。’孔子回答：‘还有比这人更健忘的。我看夏桀、商纣他们把自己都给忘掉了。’希望陛下引以为戒，以免受到后人耻笑。”
他还对侍臣们说：“自古以来，君王很少能够始终如一把事情做好的。汉高祖刘邦不过是一个亭长而已，开始时能救百姓于水火之中，成就一番帝业，然而，如果他继续在位十几年，国家很有可能还会陷于混乱，我为什么知道呢？这是因为，刘邦有一个像孝惠帝这样仁慈、孝顺、温和、谦恭的儿子，又是他的嫡长子，可他却被爱妃的儿子赵王刘如意所迷惑，打算废长立幼；萧何、韩信立下大功，可刘邦却曾无故下令逮捕了萧何，罢免了韩信，其余像黥布等功臣们个个心怀恐惧，有的竟然发动了叛乱。其君臣父子之间相处得如此糟糕，这难道不是国家将亡的预兆吗？有鉴于此，朕才不敢自恃如今天下太平，常常居安思危，以期能够有始有终。”他又说：“我近来见人议论，认为上天呈现吉祥的征兆是美好的事情，频频上表庆贺。而我认为，只要天下太平，家家户户富足美满，即使上天没有祥瑞之兆，也可比尧、舜的清明之治了。如果老百姓穷困不堪，夷狄等少数民族又侵犯中原，纵然满街都长着芝草，苑囿中有凤来栖，这样的时代与桀、纣时又有什么差别呢？我听说后赵石勒称帝的时候，有个郡县的官员点燃连理木，煮白雉肉吃，故意制造祥瑞，难道石勒就可因此被称作明君吗？另外，隋文帝最喜欢祥瑞。他叫秘书监王劭穿着特异的衣服，戴着奇怪的帽子，在朝堂上当着众位大臣洗手焚香，闭着眼睛，口中念念有词，读《皇隋感瑞经》。我过去看到这些人为制造祥瑞之兆，觉得可笑之极。身为国君应当治理好天下，以此来赢得百姓的拥戴。尧、舜在位时，百姓像对待天地那样敬重他们，像对待父母那样爱戴他们。不管什么事情，百姓都乐意去做，他们发号施令，百姓都乐意接受，这才是真正的祥瑞之兆啊。从今以后，各州府如果发现有祥瑞之兆，就不要再上报朝廷了。”
唐太宗对魏征说：“古人说过，君王必须根据官职来选拔人才，不能轻率任用。朕如今每做一件事，天下之人都能看到；每说一句话，天下之人也都能听到。任用了正直之人，天下善良之人就会受到劝勉；误用了恶人，那些坏人就会钻营求进。赏赐与功劳相当，没有功劳的人员自然就会退避；罚当其罪，恶人就会害怕。由此可知，赏罚不可随意使用，用人更需慎重选择。”魏征回答：“能够做到知人善任，自古都非常困难，因此，才设置了考核体系进行考察。如今要找到人才，就必须先认真考察他的品行。如果了解他品行端正，才能任用。假如此人干不成事，也只是能力不足而已，不会给国家带来大的坏处。如果误用了恶人，假如此人非常能干，反而会带来更大的灾难。乱世中只求有才，不管品行，但在太平之时，就必须要德才兼备，才能任用。”
太常卿韦挺曾经上书唐太宗，指出他治理国家的功劳与过失。太宗写了一道诏书送给他说：“你所呈上的意见极其珍贵，里面的言辞和道理都值得称道，我对此感到十分欣慰。春秋时齐国发生内乱，管仲的箭曾射中齐桓公；晋国蒲城的争斗，勃鞮曾用剑斩断晋文公的衣袖。但齐桓公重用管仲，没有猜疑；晋文公对待勃鞮仍一视同仁，没有什么差别。这是臣子心怀坦诚，为他们的君主效劳。你的忠诚，从行文中就可以看出来。如果你能一直像这样实事求是，刚正不阿，那么你的好名声就可以永远保全了。如果你在这方面懈怠了，那将是多么可惜呀。我希望你能自始至终地做后人的表率。这可以使后来的人看今天所发生的事，就像今天的人看古代所发生的事一样，这难道不是很好吗？我过去没有听说过我所犯下了哪些过错，也没看见我所做过的一切事中存在哪些缺陷，这些功绩都是依靠你们这些忠信、诚实的人的结果。你们不断地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用来告诫提醒我，丰富我治国的思想，如果仅仅依靠我个人的能力，哪里值得一提呢！”
唐太宗因为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人所奏的事很合心意，召见时对他们说：“我曾把从古以来臣子尽忠的事迹一一看过，如果遇到圣明的君主，自然就能够诚心规谏，但如像关龙逢、比干那样的处境，就不免身遭杀戮株连家人。做君主不容易，做臣子也难。我又听说龙可以驯养得听话，但喉下有逆鳞。你们就敢于犯逆鳞，各自进上奏书。常能这样，我难道还怕宗庙社稷会倾覆！每想到你们一片忠心，一刻也不能忘怀，所以设宴共享欢乐。”还给每人赏赐了数量不等的绢。
贞观七年，太宗要巡幸九成宫，散骑常侍姚思廉进谏道：“陛下身处高位，如果要以救济天下百姓为己任，那么就应该让自己的欲望顺从于天下百姓的需要，而不能要求天下人都来顺从你一个人的需要。然而，整日想远离皇宫到处游玩，这是秦始皇、汉武帝他们经常做的事，不是尧、舜、禹、汤这些明君所为。”话语间，言辞诚恳激切。太宗开导他说：“我患有与气候相关的毛病，天气热了，病痛就要加剧。所以并不是我的本性喜欢到处巡游，但是，我还是十分感谢你的好意。”因此赏赐给姚恩廉五十匹丝帛。同年（《资治通鉴》记作贞观十二年），唐太宗驾临蒲州，蒲州刺史赵元楷想好好表现一番，他命令当地百姓身穿黄纱单衣在路边迎接，又把唐太宗的行宫修缮一新，还偷偷准备了一百多只羊、数千尾鱼，打算送给皇亲贵戚和唐太宗身边的重臣们。唐太宗知道此事后，把赵元楷数落了一通：“朕巡视黄河、洛河一带，所过数州，所需物资全由朝廷供给，你准备羊和鱼，雕梁画栋，这都是隋朝的坏风气，今日不可再行，你要明白朕的用心，切实改头换面。”赵元楷听后，又羞愧又害怕，数日之后就死掉了。
工部尚书段纶上报有一个叫杨思齐的能工巧匠，唐太宗下令先试试此人的本事，段纶就让杨思齐制造了一个精巧的木偶。唐太宗对段纶说：“让你引进能工巧匠，目的是要于国有益，可是，你却让他先制作了这种玩意，你难道忘记了各行各业严禁制作奇技淫巧之物的行规吗？”遂贬低了段纶的品级，并下令严禁玩木偶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