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四十七、居安思危（1）

唐太宗即位之初，曾经与群臣谈及治国之道。

当时，他说道：“如今，天下刚刚经过了一场大乱，恐怕社会风气不易好转，百姓难以教化。”魏征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不对。长期处在安逸环境下的百姓们容易骄傲放荡，骄傲放荡的百姓难以教化；经历了灾难和苦难的百姓忧愁困苦，忧愁困苦的百姓反而容易教化，这就好比是饥饿的人容易喂饱，饥渴的人觉得什么都好喝一样。”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有道理，但是，封德彝却反对说：“夏商周三代以下，人们逐渐变得狡猾起来，所以秦朝采用法律来治理天下，而汉朝则掺杂了霸王之术来治国理政，这就是因为君主想要教化而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根本不是能够教化而不去教化！魏征不过一介书生，不识时务，如果陛下相信了他的迂腐之论，一定会给国家带来损害的。”魏征回答道：“五帝三王并没有把天下百姓换一换，照样教化了百姓，昔日黄帝征讨蚩尤，颥顼消灭九黎，商汤放逐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他们都能亲自缔造出一个太平盛世，难道不是在大乱之后么？假如说古人淳朴，人心逐渐变得狡诈，那么到了今天，天下之人都该化为鬼魅了，君主还治理谁去！”唐太宗最终听从了魏征的意见，决心施行王道。贞观元年，关中闹了饥荒，一斗米就值一匹绢；二年，全国出现了蝗灾；三年，又发生了水灾，但唐太宗一直勤勤恳恳处理国政，百姓们虽然流亡四方，但并无多少怨言，终于，到了贞观四年，自然灾害过去，天下大丰收，流民们全都返回了故乡，一斗米才三、四钱，全年全国被处以死刑的才二十九人。东到大海，南到岭南，家家夜不闭户，外出的商人不用携带粮食，随处都有饭店。唐太宗对长孙无忌说道：“贞观初年，上书言事的都说：‘君主应该作威作福，不可将权力交给臣下。’又建议：‘应当耀武扬威，征服四夷。’只有魏征劝我：‘要偃武修文，中国国内安定了，四夷自然就会臣服。’朕采纳了他的建议。如今，颉利可汗被擒，他手下原来的这些突厥酋长们也都变成了朕身边的带刀侍卫，部落臣民也都改穿了汉服，这都是魏征的功劳啊，只是遗憾没让封德彝（封德彝已死）见到如今的盛况啊！”魏征拜谢道：“突厥灭亡，四海安宁，这都是陛下的威望和德行所致，岂是魏征之力！”唐太宗说道：“朕能重用你，你又能胜任工作，功劳岂能归于朕一人？”

唐太宗在消灭突厥之后，采取了全盘接纳突厥等各少数民族的政策，允许他们改变服饰，成为大唐帝国的臣民，当时唐帝国的文明程度远远高于周边各民族，这一政策对周边民族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各民族纷至沓来，进入唐帝国境内，这也是贞观四年各少数民族纷纷降唐的原因之一。曾几何时，当隋炀帝面临同一个问题时，他却拒绝了东突厥的汉化，坚守了华夷之辨的立场，导致了东突厥对隋朝逐渐离心离德起来，而唐太宗的态度却在短时期让唐帝国出现了“繁荣”的景象，那么，在对待周边民族的时候，究竟是隋炀帝还是唐太宗的做法是正确的呢？个人认为，从短、中、长期三个角度考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短期效果大致类似战术层面的，显然唐太宗的做法要比隋炀帝的高明，起码他安抚了突厥等民族，暂时解除了边患，而隋炀帝则制造了矛盾；中期，隋炀帝的做法要好于唐太宗，隋炀帝把突厥等少数民族拒之门外，这保证了即使在隋末大乱中，突厥也仅仅是一个外部势力，而唐太宗无视突厥等部众与汉人的文化差异，让少数民族酋长在唐朝朝中担任高官，人数竟然达到朝廷命官总数的一半，这种做法给继任者开了一个坏头，到唐玄宗时期，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此后唐朝就陷入了四分五裂的状态，这不能不说是民族融合过程中的阵痛，给本土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就长期来说，经历了阵痛后，中华文明接纳了少数民族的文化元素，少数民族则经过长期的磨合，逐渐被同化，虽然本土民族属性不再纯正，但却更加多元和丰富。

唐太宗在短短的四五年里就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除了客观因素之外，与他的周围有一大批精干的大臣有着直接的关系。贞观四年的时候，唐朝诸位宰相陪着唐太宗喝酒，唐太宗问王珪：“你很有见识，又擅长谈论，就请你从房玄龄开始一一予以评价，并说说你自己与这几位相比有什么优劣。”王珪回答：“勤勤恳恳，一心为国，知无不为，臣不如房玄龄；能文能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奏报详明，处理公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理复杂事物，面面俱到，臣不如戴胄；以君主不及尧舜为耻，以谏诤为己任，臣不如魏征。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与各位相比，我也稍有所长。”唐太宗认为王珪说的很中肯，众人也觉得他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