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三十八、贞观初年（6）

第五是关注法制建设。

《旧唐书?刑法志》记载，隋文帝参照北周、北齐法律，制定了《开皇律》，“除苛惨之法，务在宽平。”但到了晚年，常常因个人喜怒而破坏法律，在朝堂上随意杀人。隋炀帝即位后，又制定了《大业律令》。李渊入主长安后，即“约法十二条”，只规定“杀人、劫盗、背军、叛逆的”处死，其余全部废除。李渊建立唐朝后，又下令制定了五十三条格，“务在宽简，取便于时”，武德七年五月，又命令裴寂等人制定，并颁布实施了《武德律》。

唐太宗即位后，即贯彻了“宽仁慎刑”的思想，他说：“死者不可复生，用法务必从宽从简。古人称：‘卖棺材的想让天下出现大疫，不是憎恨人，而是想卖自己做的棺材。’如今，执法部门在审理案件时，务求严苛，以期得到好的评级，该用什么办法才能让案件得到公平的审理呢？”王珪认为要选拔善良正直的人担任法官，判案正确就增加他们的俸禄，如此一来就会得到改善，唐太宗采纳了。

他还命令长孙无忌、房玄龄会同学士、法官们一起讨论修改法律。戴胄、魏征认为旧法太重，建议其中五十条判决绞刑的应改为免死，砍断右脚。唐太宗仍嫌太严厉了，对侍臣们说：“前代不执行肉刑很久了，如今突然恢复肉刑，砍断人的右脚，实在于心不忍。”谏议大夫王珪说：“古人执行肉刑，认为肉刑是轻罪，如今陛下怜悯死刑太多，让本该处死的又获得了重生。受刑的将庆幸自己能够活命，岂能害怕失掉一个脚？况且，还能对看见的人起到警示作用。”唐太宗说：“本来是为了宽刑，才这样做，然而，每当想到这里，总会产生恻隐之情，久久不能忘怀。”又征询萧瑀和陈叔达等人的意见，大家也都认为：“古代的肉刑是在死刑之外设定的，而陛下的是在死刑之内开恩设定的，是以生换死，当然应为宽大之法。”但唐太宗还是没有下决心改定。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又上书提出法律中四十多条不便之处，唐太宗遂命他与房玄龄等人一起研究修改法律，最终把砍断右脚之法改为流放三千里，服劳役两年。

根据旧法，兄弟分家后，恩典相互之间不得继承，但因一方犯罪仍要受到牵连被处死，爷孙之间则没为奴仆。同州人房任谋反被杀，他的哥哥房强也受到牵连，也将被处死。唐太宗在翻阅案卷时顿生怜悯之情，对侍臣们说：“朝廷不得不使用刑罚，全是因为教化不到之故，百姓又有什么罪过，而要让他们承受重刑？这更显示朕的寡德。用刑的关键在于审查案件的轻重，然后加以惩处，哪有不探究人的主观动机而一概诛杀的道理？这不是在珍惜生命。谋反和大逆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兴师动众，二是口出恶言，违犯了法律。轻重当有差别，可是对于连坐的却一概处死，这岂能让朕心安？”又命群臣再议。房玄龄等人经过复议后，说：“就亲疏关系来讲，祖孙之间比兄弟之间更亲，应当处罚重的反而判处流放，应该轻的却反为死刑，这确实不妥。建议：祖孙与兄弟之间连坐的，一律罚为奴仆；恶言犯法、情节较轻的，兄弟之间免死，流放。”唐太宗同意了，从此以后，判处死刑的与过去相比要少了一半。

贞观二年三月五日，大理少卿胡演把每月囚犯的名单上呈给唐太宗，唐太宗命令从今往后，凡是死刑的全都交由中书省、门下省四品以上的官员会同尚书省一起商议，以免出现冤案。不久，又把罪犯拉到大殿之上，其中有前岐州刺史郑善果，唐太宗说道：“郑善果虽然有罪，但官位不低，岂可令其与其他罪犯为伍？从今往后，凡是三品以上犯罪的，不用拉来，只需押到殿门即可。”唐太宗对侍臣们说：“近来，有奴仆告发主人谋反的，这条法律影响很坏，必须废除。假设真有谋反的，一定会有同伙，大家一起策划的事情，肯定会引起他人的议论，还非得等奴仆来告发？从今往后，凡是奴仆告发主人的，一律不予受理，并下令将奴仆斩杀。”

唐太宗曾对侍臣们说：“古语说：‘大赦对于小人来说是件幸事，但对于君子来说却是件坏事。’‘一年大赦两次，好人都不敢吭声了。’放任野草疯长，就会害了秧苗；赦免罪犯，也会让他们肆无忌惮地残害良民，因此，朕即位以来，不想屡屡大赦，就是担心坏人借此会轻易犯法啊！”

贞观三年三月八日，唐太宗亲自审理案件，有个叫刘恭的人，脖子上的纹路像个“胜”字，遂说：“我将称霸天下。”因为这一句话而被打入大牢。唐太宗说：“如果上天要让他兴起，也不是朕所能阻挡的了的；如果没有天命，就是脖子上有个“胜”字，又有什么用呢！”当即下令把那人放了。贞观四年十一月，唐太宗读了《明堂鍼灸书》，书上称：“人的五脏六腑都与脊背相连。”下诏不得再用杖打囚犯的脊背。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而被免官，他自称曾在秦王府服务，唐太宗念及旧情，就下令恢复了他的官职。魏征劝谏道：“秦府的旧人朝廷内外尚有很多，这样一来恐怕会人人自恃旧恩为非作歹，让天下的好人们害怕。”唐太宗欣然采纳，对庞相寿说：“我过去当秦王，是一府之主，现在当了皇帝，就是一国之主了，不能再偏袒旧人。朝廷大臣不同意我的意见，朕岂敢违背！”于是，赏赐给他一些财物，把他打发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