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我听说一则故事，说的是西域的胡商得到了一枚珍贵的珠宝，竟然切开身体，把珠宝藏在体内，有这种事吗？”侍臣们回答：“有。”唐太宗说：“人们都嘲笑此人贪图珠宝却不爱惜身体，岂不知官吏收受贿赂而徇私枉法、帝王穷奢极欲而丢掉国家，与这个可笑的胡商又有什么两样？”魏征说：“过去，鲁哀公对孔子说：‘有个非常健忘的人，搬个家就连自己的妻子都忘记了。’孔子回答：‘还有更健忘的，夏桀和商纣连自己的身体都忘记了。’也是说的这个道理。”唐太宗说：“是啊！朕与你们要齐心协力，相互支持，以免也被后人耻笑啊！”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人们都说天子尊贵，啥都不怕，朕却不是这么认为的：天子上畏惧上天的监督，下忌惮百官的仰视，需要兢兢业业，尚且担心不合天意，不能让百姓满意。”魏征回答：“这确实是治国的根本，希望陛下能够始终如一，就好了。”六月十三日，唐太宗对侍臣们说：“我阅读《隋炀帝集》，文辞深奥，也懂得尧舜做得对，桀纣做的错，可是，他做事为何恰好相反呢？”魏征回答：“君主即使聪明睿智，也要虚心听取他人意见，这样一来，智慧的人就会竭尽全力献出计策，勇敢的人也会使出全身的力量，可是，隋炀帝却自恃才高，刚愎自用，所以，他虽然言必尧舜，可做的却是桀纣之行，自己又浑然不觉，以至于最终走向了灭亡。”唐太宗说：“这一教训过去不久，我们应当牢记在心啊！”一次，唐太宗说：“梁武帝君臣只会清谈，侯景之乱，百官连马都不会骑；梁元帝被北周军队包围，还在讲解《老子》，群臣身穿戎装听讲，教训太深刻了。朕喜欢的只有尧、舜、周公、孔子之道，把这比作是鸟有翅膀、鱼有池水，没有了这些，就死掉了，一刻钟也离不开啊！”

与此同时，唐太宗即位之后，还非常重视探讨为君、为政之道。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一月三日，唐太宗设宴款待群臣，席间，演奏《秦王破阵乐》，唐太宗说道：“朕昔日受命专门负责军事，民间遂创作了此曲，虽然没有文德的雍容，然而，大业由此奠定，我不敢忘本。”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连忙说：“陛下以神武平定天下，靠文治岂能与之相比？”唐太宗说：“靠武力平定大乱，守住大业则要靠文治，用文用武，全在乎时代不同。你说文不如武，这是不对的。”封德彝忙叩头道歉。闰三月二十日，唐太宗对太子少师萧瑀说：“朕从小就喜欢弓箭，自以为已经谙熟了其中的奥妙，前不久，我拿了十几把好弓，给做弓的工匠看，可是，工匠却说：‘这都不是好材料做的。’朕询问原委，工匠回答：‘木料的中心不正，它的纹理就时常倾斜，这种弓虽然有力，但射出去的箭却不直，因此说不是好弓。’朕听后才恍然大悟。朕以武力平定天下，用过的弓实在是太多了，可是，我却仍然不懂得其中的道理，何况我当上皇帝时间很短，明白的治国道理肯定比我对弓箭的知识要少很多，我对弓箭的知识尚且有缺失，更何况是治国的道理呢？”从此以后，唐太宗下诏命令凡是京师的官员只要是五品以上的，都要在中书内省轮流值班，每次召见，唐太宗总要下令赐座，详细询问宫外的情况，了解百姓们的疾苦以及国家政策上的失误。六月二十八日，唐太宗与侍臣们讨论周朝和秦朝国运长短的原因，萧瑀回答：“商纣王是个无道昏君，周武王发兵征讨；周朝没有罪过，而秦始皇却灭掉了六国。虽然二者都得到了天下，但人心所向却并不相同。”唐太宗说道：“你只知其一，未知其二。周朝得到天下之后，推行仁政，而秦朝得到天下后却更加推崇诈术和暴力，这是二者国运长短的根本原因。因为，在夺取天下时，还可以采取非常手段，但取得天下之后，就应该推行王道了。”

唐太宗问魏征：“什么样才能称为明君？什么样称为昏君？”魏征回答：“君主之所以能贤明，就在于他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之所以昏聩，就是因为偏听偏信。《诗经》说：‘古人说过，还需问问割草打柴的。’昔日，尧舜治理天下，住的房屋开了四个门，听取、观察四方的事物，所以才无所不知，像共工、鲧这些人无法蒙蔽，奸佞之人也不能迷惑。秦二世却把自己藏在深宫之中，远离臣民，偏信赵高，结果等到天下崩溃了，他还浑然不觉。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各地变民攻城略地，他也毫不知情，所以说，君主能够做到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那么，朝廷上的贵臣就难以蒙蔽君主了，这样一来，下情也一定能够上达了。”唐太宗非常欣赏魏征说的这些话。他又问黄门侍郎王珪：“近代君臣治理国家，总是不如前代，这是什么原因呢？”王珪回答：“前代的帝王治理国家主张清心寡欲，崇尚无为而治，把老百姓们的愿望和想法当成是帝王自己的心思，到了近代，君主想的只是要损害百姓利益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任命的大臣已不再是满腹经纶的儒学大家。汉代的宰相没有一个不是精通经书的，如果朝廷遇到疑难问题，都能够引经据典进行处理，所以，百姓们人人懂得礼仪，国家也随之太平，到了近代，重视武备，轻视儒生，还有以刑罚来治理国家，儒家的行为规范受到损害，淳朴的民风也随之变坏。”唐太宗非常赞同，从此以后，对于通晓儒学又兼具治国的实际才干的官员，往往会得到破格提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