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一日，唐太宗与群臣讨论如何才能肃清盗匪。有人提出要严刑峻法，唐太宗嗤之以鼻，说道：“百姓们之所以去做强盗，就是因为国家的赋税、劳役沉重，官吏贪婪，搜刮无度，致使饥寒交迫，无法存活下去，这才不顾廉耻，铤而走险。朕将要轻徭薄赋，厉行节约，选拔、任用廉洁的官吏，一定让百姓们丰衣足食，如此一来，天下百姓自然就不会做强盗了，严刑峻法又有什么用！”还有一次，唐太宗对侍臣们说：“君主靠的是国家，而国家依靠的则是百姓，作为君主的，必须要先保护好百姓们。残酷地剥削百姓来满足君主的欲望，就好比是割下自己身上的肉来充饥，肚子虽然吃饱了，但人却死亡了，君主自己富足了，可是国家却灭亡了。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端正自己的品行，世上没有身体正直而影子歪斜的，也没有上面清明而下面混乱的。因此，身为君主，他最大的灾患不在外面，而来自他自己的贪欲。想要过上奢华的生活，开支自然就会增大，而开支一旦增大，就不得不给百姓们增加沉重的税赋，赋税增加了，百姓们的生活就陷入困顿，就会出现民不聊生的情况，一旦民不聊生，国家也就随之危险了，国家出现了危机，君主也就面临灭顶之灾了。朕经常思考这些问题，所以一直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谏议大夫魏征回答：“古代的圣明之君都能够从自身入手，进而体察万事万物。过去，楚王聘请著名思想家詹何询问治国之道，詹何却回答修身之术，楚王再问，詹何说：‘我还没听说过君主身心端正而国家大乱的事情。’陛下您说的，与古人的思想是相通的。”

唐太宗对大多数官吏都会多多少少地接受贿赂感到非常忧虑，他暗中让人给一些官吏送去贿赂进行试探。一个刑部的司门令史接受了一匹绢，唐太宗打算杀一儆百，处死此人。已改任民部尚书的裴矩劝谏道：“身为官吏接受贿赂，当然该死，但是，陛下故意让人送去贿赂，人家才接受的，这实际上是在故意让人犯法，恐怕不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出自《论语》，以道德来引导，以礼仪来规范）的做法吧。”唐太宗听后，非常高兴，他把五品以上的文武群臣召来，对大家说：“裴矩能够据理力争，不当面顺从，倘若每件事大家都能如此，还用担心国家治理不好吗？”唐太宗的所为就是如今所说的“钓鱼执法”，是故意引诱人犯罪，在钓鱼执法中，行为人即使“犯了罪”，也是不应该受到处罚的。

其年裴矩已年近八十岁，到第二年，即贞观元年，他就去世了。裴矩一生历仕北齐、北周、隋、唐四朝，北齐时期，因其博学多才而被任命为高平王高仁英（北齐武成帝高湛第六子）文学；北齐灭亡后，杨坚担任定州总管，把他召为记室，对他很是信任；隋文帝登基后，裴矩被任命为给事郎，直内史省，后被升为吏部侍郎；隋炀帝即位后，裴矩揣摩隋炀帝好大喜功的心思，撰写了《西域图记》三卷，为隋朝灭掉吐谷浑、臣服西域立下了大功，深得隋炀帝的赏识，等到隋末大乱时，史称“帝既昏侈逾甚，矩无所谏诤，但悦媚取容而已。”

司马光在评价裴矩时感慨地说道：“古人曾经说过：‘君主圣明，臣子就会正直。’裴矩在隋朝是个佞臣，在唐朝却是个忠臣，这不是他的本性变了，而是因为，君主不喜欢听到自己的过错，忠臣也会变成佞臣，君主乐意听到直言，则佞臣也能变为忠臣。由此可知，君主就是臣子的表率，臣子就是君主的影子，标杆动了，影子自然就会随之而动。”

一百三十三、贞观初年（1）

转眼就是新年，唐太宗已经登基四个月，在公元627年的一月一日，他下令改元为贞观元年，历史也就此步入了长达二十三年的著名的贞观年间。

唐朝著名史学家吴兢给我们留下了一部非常有名的书《贞观政要》，给我们展示了贞观年间唐太宗与臣子们君臣相得、孜孜求治的情景，成为历代帝王将相的楷模，对于治国安邦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也为我们了解贞观的政治留下了宝贵的史料，我们就结合着这部史料，来挖掘唐太宗君臣在贞观初年的执政轨迹吧。

贯穿整个《贞观政要》的核心思想，就是唐太宗君臣深深的忧患意识，渗透着他们改造现实的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这种忧患意识可以说在《贞观政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俯拾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