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了隋炀帝的这十大罪过之后，祖君彦继续写了一句一直流传千古的话：“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指出隋王朝必将灭亡的命运，而后，他又提出魏公李密应运而生；上柱国、司徒、东郡公翟让就像“伊尹之佐成汤，萧何之辅高帝。”上柱国、总管、齐国公孟让，柱国、历城公孟暢，柱国、绛郡公裴行俨，大将军、左长史邴元真等，“运筹千里，勇冠三军”；又指出：“房彦藻略地东南，徐圆朗已平鲁郡，孟海公又破济阳，海内英雄，咸来响应。封民赡取平原之境，郝孝德据黎阳之仓，李士雄虎视于长平，王德仁鹰扬于上党。滑公李景、考功郎中房山基发自临渝，刘兴祖起于白朔，崔白驹在颍川起，方献伯以谯郡来，各拥数万之兵，俱期牧野之会。”即将发起对隋王朝的最后决战。他还在檄文中要求隋朝各级官吏要认清形势，弃暗投明，站在造反者的一边，共同推翻隋王朝的统治。
祖君彦的这篇檄文文辞优美，气吞山河，极大地鼓舞了各地群众的斗志，引起了隋朝统治者的一片恐慌。
越王杨侗派遣太常丞元善达辗转穿过变民统治区，好不容易才来到了江都，向隋炀帝奏报：“李密拥有百万军队，包围了洛阳，占领了洛口仓，洛阳城内断粮。如果陛下速速返回，李密等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一定会自行溃散；如若不然，东都一定会陷落！”说完，元善达呜咽流泪，痛哭失声，隋炀帝也为之动容。
然而，隋炀帝自从决策南下江都以后，就根本不会再返回洛阳了，只是这话是不能明说的——如果这样说出来，家在北方、随自己来到江都的数万骁果会这么想？还在苦苦抵抗的全国各地隋朝官吏们又该怎么办呢？虞世基早已洞悉隋炀帝的内心，他见元善达如此，就说道：“越王年少，全是受了元善达这些人的蒙蔽。如果真的像他说的局势坏到这种地步，那么元善达他自己又是怎么来到此地的！”虞世基的话给隋炀帝一个台阶，隋炀帝顿时勃然大怒，说道：“元善达这个小人，竟然胆敢当众羞辱我！”遂命其穿越变民控制的地区，前往东阳（今浙江省金华市）督促粮运，元善达遂被变民所杀。从此以后，江都人人闭口不言，再也不敢提到各地的变民了。
隋炀帝自己是不可能再回来的，但看着岌岌可危的洛阳，他还是命令监门将军庞玉、虎贲郎将霍世举率领关中军队东援洛阳。护军柴孝和对李密说：“关中山川险要，秦朝、汉朝以此而建立了大业。如今，不如命司徒翟让留守洛口仓，上柱国裴仁基守住回洛仓，大人亲自挑选精锐部队西上奔袭长安。等到攻克京城以后，根据地巩固了，部队也强大了，然后，再东下平定洛阳，只需向天下发出一道檄文即可平定了。如今，隋王朝已经失去了权力，天下豪杰纷纷而起，不趁早去抢占关中，肯定会有先我而去的，届时后悔都来不及了！”
早在四年前杨玄感叛乱时，李密自己就给杨玄感提出了夺取关中这一中策，当时他提的下策才是围攻洛阳，而杨玄感却认为围攻洛阳才是上策，理由是：一、百官家眷都在洛阳城内，如果不攻下洛阳，如何能让人听命于己？二、遇城不攻，不足以展示威风。而如今，李密自己也面临当年杨玄感遇到的问题：是尽快拿下眼前的坚城洛阳？还是把洛阳留在脑后，尽快夺取关中呢？
李密对柴孝和说道：“你说的的确是上策，我也对此思考了很久了。但是，如今隋炀帝还活着，从驾的军队还很多，我们的士兵们大多都是山东人，见洛阳还未拿下，谁肯跟我西入关中！众将都出身强盗，一旦我率领大军西去，留下他们在这里，一定会各自称雄，如此一来，就大事去矣！”
实际上，李密自己的决心还是发生了动摇，以当时他的声望，如果打定了西进的主意，部下还是会追随他的。
柴孝和听李密这样说，只好又说道：“既然大军暂时不能西上，那么，我请求先西去查看一下情况。”
李密答应了，柴孝和遂率领数十名骑兵一路西上，来到陕县（今河南省陕县），当地有上万名强盗都归附了柴孝和。
此时，李密大军如果西上，条件已经成熟。然而，当时瓦岗军兵力很强，攻势很凌厉，李密也产生了迅速夺下洛阳的想法，于是，瓦岗军多次进入西苑，与隋军激战，但是，关中隋军的到来也极大地提高了洛阳守军的战斗力，在战斗中，李密竟然被流箭射中，躺在大营中休养。
五月二十八日，越王杨侗命令段达与庞玉等将趁夜出城，在回洛仓西北列下大阵。李密与裴仁基等人率军迎战，结果被段达等人打得大败，瓦岗军被隋军斩杀一多半，李密的左司马杨德方和右司马郑德韬双双战死。
李密只好第二次丢掉回洛仓，逃回了洛口仓；又任命郑颋担任左司马，郑乾象担任右司马。
战后，庞玉、霍世举率军进驻偃师，柴孝和刚刚得到了一万多部众，在听说瓦岗军暂时失利后，又都四散而去，柴孝和西入关中，给李密打前站的计划也就此搁浅，他本人则单人匹马又回到了洛口仓。
从大业十三年二月九日李密、翟让夺取洛口仓，到二月十一日洛口仓城之战，再到二月十九日李密即魏王位，再到四月十三日第一次袭占回洛仓，四月十五日撤回，再到四月十九日发动第二次东都之战，五月二十八日撤离，在这短短的三个多月里，发生了一连串惊天动地的大事，令人目不暇给。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一个局面，要确保每一个决策都是正确的，那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不过，作为后人的我们，如果非要检讨一下李密发动的这两次东都之战的话，可以说，第一次东都之战的失败，主要是因为瓦岗军的军纪问题，而第二次东都之战的失利则应归咎于李密。这是因为，既然两次都是冲着掐断敌手粮食来源来的，那么，在已经夺取了回洛仓以后，完全可以以逸待劳，采取长期围困敌人的办法，把敌人拖死，可是，李密由于急于夺下洛阳，西进长安，所以才命令部队主动寻战，这其实已经与原计划相悖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你要想拿下洛阳，就得耗费时日，还要冒着一旦有人先你一步占领关中的风险，届时，即便是你得到了一个四战之地洛阳，又能怎样呢？更何况，如果旷日持久，顿兵坚城之下，就是最终拿下洛阳，也已经是两败俱伤、精疲力尽了，也是得不偿失的。作为决策者，很多时候该暂时丢掉的，还是要敢于丢弃，惟其如此，才能得到更大的利益。
通盘考虑下来，如果李密当时眼光放远一点，思路更缜密一点，还是要果断入关，建立起自己一个稳固的根据地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