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佞幸满朝（1）
隋炀帝在即位后短短的五年里，做了前人需要很多年才能做完、甚至终生也没敢去做的事情。
开挖壕堑、营建东都、开挖通济渠、邗沟、南巡江都、确立舆服制度、威服东突厥、消灭吐谷浑、开挖永济渠、营建晋阳宫、汾阳宫、重修长城等等，他用短短的四五年时间干了别人需要很多年才能干完的事情。这也就应验了那句话，干事多的不一定得什么好处，不干事、少干事就不会出错。就拿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来说吧，贞观之治的到来主要还是唐太宗的与民休息政策带来的，而这一政策几乎与无为而治差不多，也就是说作为君主的少插手百姓们的日常生活，少给大家添麻烦。整个贞观年间，唐太宗并没有干下多少利及千秋的大工程，他留给后世最宝贵的财富还是一些治国理政的原则等哲学层面的东西和他那种超凡的用人手段以及宽广的胸怀，而隋炀帝同样是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君主，他想干出前人未曾干下的伟业，就在他刚刚登上皇帝宝座的那一年，陈后主陈叔宝也去世了，隋炀帝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位只会写出一些艳词、终日与女人厮混的亡国之君，所以，他给陈叔宝的谥号是陈炀帝。根据《谥法》：“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隋炀帝把陈叔宝谥为陈炀帝，表明了他对这个不顾礼仪、荒淫昏醉的陈叔宝十分蔑视，殊不知，等他死后，也被人谥为了炀！
然而，此昏君非彼昏君。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昏君也有不同的昏法：有压根就是个低能儿的昏，如晋惠帝，这是因此智商太低；有从小生活在宫廷、不了解社会、继而被人蒙蔽的昏，如秦二世；有性格软弱、迷恋宫廷生活、痴迷酒色、不问世事的昏，如陈后主；有私欲太强、只知个人享受的昏，如东汉灵帝；也有刚愎自用、听不得忠言、结果下情无法上达、自己始终被蒙在鼓里的昏，大业后期的隋炀帝多少就是这样。说隋炀帝是个昏君，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争议，人们更倾向于说他是个暴君，但从大的层面上讲，自以为是、刚愎自用其实也是一种昏庸，与智商太低的昏庸一样都是对客观情况没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只不过一个主观能力不足，另一个看起来主观能力有余罢了。
概括起来，隋炀帝的特点主要是：好大喜功、刚愎自用、拒谏饰非、刻薄猜忌、奢靡无度。假如到大业五年，隋炀帝停下脚步，稳一稳，让百姓歇一口气，隋朝可能也不至于灭亡，而隋炀帝也许还会成为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君主，然而，性格决定命运，好大喜功的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停息，此时，他已头脑发热，还将把隋帝国引向更深的深渊……
隋炀帝曾经非常平静地秘书郎虞世南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本性不喜欢听人劝谏，对于那些名望很大、地位很高的高官想通过劝谏我而博取好名声的，我更是难以忍受。至于那些低贱的士人，虽然当面我多多少少会加以脸色，但始终我是不会提拔他们的！你要明白！”人道是，能够听取别人的意见，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智慧，而且还是一个人的胸怀。
隋炀帝文章写得很好，他自己也非常自负，曾对侍臣说：“天下人会不会认为朕是凭着是先帝的儿子而当上皇帝的？就算是让朕与士大夫们公平竞争，朕也能当上。”他嫉妒心又特强，不愿别人的文才高过自己。《隋唐嘉话》称：“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乎?”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薛道衡的死是因为隋炀帝嫉妒他的才华，进而反证隋炀帝的妒忌心，其实就薛道衡这一个案来说，导致薛道衡最终被杀恐怕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薛道衡早就负有盛名，在隋朝灭陈之前，他的每篇新作都会在大江南北传诵。他长期给隋文帝服务，从事文字工作，隋文帝经常夸奖他说：“薛道衡写出来的文章最合我意。”但隋文帝也总是从关心的角度告诫他性格过于迂腐、荒诞。薛道衡与杨素关系密切，仁寿年间，由于杨素如日中天，引起了隋文帝的警惕，隋文帝不愿薛道衡一直掌握着朝廷机密，就把他外派到襄州担任总管。隋炀帝即位后，把薛道衡调任为番州（即广州，因避杨广讳而改）刺史。薛道衡上书请求退休，隋炀帝对内史侍郎虞世基说：“道衡回来后，我将把秘书监交给他。”然而，薛道衡回到京师后，却上呈了一篇歌颂隋文帝的《高祖文皇帝颂》。隋炀帝看后，很不高兴，对苏威说：“道衡赞美先朝，不过是《鱼藻》之义啊。”《鱼藻》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诗人借歌颂古代的周武王以讽刺当时的周幽王。长期以来薛道衡就没有与隋炀帝站在同一阵营里，还是在开皇十二年时，薛道衡因是苏威一党而被流放岭南，时任扬州总管的杨广曾极力拉拢薛道衡，却遭到了薛道衡的拒绝，对此杨广虽然一直耿耿于怀，但因爱惜薛道衡的才华，杨广仍然对其非常礼遇，而隋文帝却对薛道衡有知遇之恩，因此，如今薛道衡大肆赞颂隋文帝，让隋炀帝感到是在含沙射影诋毁现实，也十分自然。但隋炀帝还是隐忍不发，将薛道衡任命为司隶大夫，想寻找个借口再处死他。司隶刺史房彦谦劝薛道衡要低声下气，杜门谢客，可是“迂诞”的薛道衡却不以为意，正巧隋文帝下令群臣讨论新法令，一直定不下来，薛道衡对大家说：“要是高颎不死，这事早有结果了！”有人把薛道衡的话传到了隋炀帝的耳朵里了，隋炀帝发怒道：“你还怀念高颎？”遂将薛道衡打入大牢。裴蕴见风使舵，上奏道：“薛道衡自恃才华，依仗自己是个老臣，有无君之心，把过错都推给国家，故意制造事端。如果单说他的罪名，似乎非常隐晦，但推究他的内心，却是大逆不道。”隋炀帝说：“太对了！我年轻时曾与他一起参加灭陈战役，他轻视我年少，与高颎、贺若弼等人独断专行，等我即位后，他内心一直不安，幸赖天下无事，他无从造反。你探究他的内心，真是细致入微，洞察一切。”薛道衡毕竟书生气太重，他自以为自己并没有犯什么大错，断定司法部门上报处理结果后，隋炀帝一定会赦免了自己，因此，他还催促主管官员早早结案，又通知家人安排菜肴，准备设宴款待前来问候的客人。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隋炀帝早已下定了处死他的决心，等到有关部门把材料报上去后，隋炀帝下令命其在狱中自尽。薛道衡接到诏书后，根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一时间反应不过来，迟迟不愿自杀。有关部门再次向隋炀帝报告，隋炀帝又下令将其勒死，将其妻子流放到且末。天下人都认为薛道衡死得冤枉。
隋炀帝既然不喜欢听到不同意见，自然他的身边就会聚集一群擅长溜须拍马、见风使舵的佞臣，他们主要是裴蕴、裴矩、宇文述、虞世基、苏威所谓的“五贵”以及郭衍、云定兴等人。裴蕴“善候伺人主微意”、“素怀奸险，巧于附会，作威作福，唯利是视”；裴矩虽然非常勤勉，但也“承望风旨，与时消息”；宇文述、郭衍“无所是非，不能轻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责，受彼己之讥”；虞世基“国危未尝思安，君昏不能纳谏。方更鬻官卖狱，黩货无厌”；苏威“君邪而不能正言，国亡而情均众庶”。这些人竞相取悦隋炀帝，一次，郭衍对隋炀帝说：“别像高祖那样把自己弄得很辛苦。”劝隋炀帝每五天上一次朝，隋炀帝越发感到郭衍对自己是真心爱护，说道：“只有郭衍与朕的想法是一致的。”还有宇文述也非常善于取悦隋炀帝，他的一举一动无不让隋炀帝感到莫大的满足，致使隋炀帝身边的侍从们也都暗地里效仿他。虽说佞臣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察言观色、溜须拍马，但不一定就意味着他们只会这些，也不必然意味着佞臣们就没有才能，尤其干事之才，民部尚书裴蕴就是一个例子。因民间户籍很多不实，没有户口或者把年龄改大改小的情况很多，裴蕴建议一一进行当面核查，只要发现一人不实，原负责登记的官员一律免职；他还建议允许百姓向朝廷举报，只要检举属实的，被检举的那家人要替检举人再负担一份劳役。由于采取了这一措施，当年，全国新登记适龄成年男丁二十四万三千人，新归附的又有六十四万一千五百人。隋炀帝翻看奏报，对群臣们说：“过去朝中没有贤才，以致于出现户籍登记混乱的情况，如今户籍登记准确无误，这全是裴蕴的功劳啊。”不久，就晋升他为御史大夫，与裴矩、虞世基一起掌管朝廷机要。裴蕴善于察言观色，揣摩隋炀帝的心思，凡是隋炀帝想要加罪的人，裴蕴总会深文周纳，陷入重罪；只要隋炀帝想从宽发落的，他又能曲解法律，从而将人释放，因此，隋炀帝十分满意。从此以后，朝中大小案件，隋炀帝都交给裴蕴处理，刑部和大理寺晾在一边，而他们审理的案件也总是遵从裴蕴的意见，才敢判决。裴蕴伶牙俐齿，口若悬河，有颠倒黑白之才，一件案子或轻或重，他都能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别人根本提不出异议来。其他几人也是如此，隋炀帝常常称赞裴矩的能力，说：“裴矩总能体察朕的心思，他所上奏的事宜都是计划好但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裴矩总能提出来，如果不是一心为国的话，怎能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