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许劭的接纳，曹操遂在士人中间有了一定的名气，但曹操还不满足，他再三请求许劭品评一下自己，但许劭从内心深处对宦官家庭背景的曹操和不以为然，一直不肯作答。曹操瞅准一个机会，露出流氓本色，胁迫许劭必须给自己一个评价，许劭无奈，遂说道：“你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听了，哈哈大笑而去。这是孙盛《异同杂语》说法，《后汉书?许劭传》则称，当时许劭对曹操的评价是：“你是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对比二者，其实是有很大不同的：《异同杂语》的说法肯定了曹操是治国的能臣，又是乱世中的奸雄，可以说褒多于贬；而《后汉书》的说法，则更倾向于把曹操归类于喜乱乐祸的混世魔王，贬过于褒，因此，结合许劭鄙视曹操的为人这一事实，也有人认为《异同杂语》的说法是经过了魏晋以后有所避讳而进行了篡改，应当以《后汉书》的说法为准。
桥玄、何颙、许劭等人的评价让曹操逐渐被士大夫们接受，而在努力进入士人圈子以及进入之后要想出人头地，读书学习就成了一个必然的选择，这可能是第三个原因吧。
四是曹操力图摆脱宦官家世的影响，站在士大夫集团一边。
曹操不是省油的灯，袁绍同样如此。《后汉书?袁绍传》称他，“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内官皆恶之。中常侍赵忠言于省内曰：‘袁本初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作？’”袁绍一家作为士大夫的代表，在宦官与士大夫集团激烈的矛盾冲突这一东汉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袁绍四处拉帮结派显然是冲着宦官集团来的，立即引起了宦官集团的不安，而曹操与袁绍结交也是为了加入士大夫集团。曹操一家当时的处境非常微妙，毕竟他的祖父曹腾是不折不扣的大宦官，曹家发迹也得益于此，但即便是曹腾也与那些劣迹斑斑的宦官不同，并与士大夫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到了曹操父亲曹嵩一代，曹家已不再是宦官人家，曹嵩成为朝廷九卿，曹家也在向士大夫家庭转型。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宦官集团由于自身及其亲属们为非作歹，已遭到社会舆论的极大反感，十七年以后的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建安七子之一的大文士陈琳在著名的《为袁绍檄豫州文》中还说曹操是“赘阉遗丑，本无懿德”，可见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之间的鸿沟是难以在短时间填平的。为了实现家族的转型，曹操入仕之后也一直将矛头对准宦官集团。
8、黄巾起义（8）
十年前的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当二十岁的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司马富春（今浙江省富阳市）孙坚率领一千多人讨伐叛乱的许生时，与孙坚同岁的曹操也被举荐为孝廉，担任郎。
郎应与郎中一样，为比三百石。《韩非子?孤愤》：“郎中不因则不得近主，故左右为之匿。”旧注：“郎中，为郎居中，则君之左右之人也。”汉代郎官多从高官和富家子弟中选拔，负责宫廷侍卫，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此人符合敦厚、质朴、逊让、节俭这四种德行，就可派到地方上担任县长（三百石到一千石）之类的低级官吏。孙坚时任的郡司马是郡长史的属官，郡长史为六百石，司马俸禄不详，但《后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仪》称：“八月，太守、都尉、令、长、相、丞、尉会都试，课殿最……置长史一人，丞一人，治兵民，当兵行长领，置都尉、千人、司马、候、农都尉，皆不治民，不给卫士。”这里的都尉可能是部校尉的误称，也可能并没有错，参考部校尉、骑都尉均为比二千石，这里的都尉也可能是比二千石，千人俸禄不详，但从汉代官制俸禄递减规律上分析，可能为一千石，候，大约是曲军候的简称，比六百石，结合军司马是比一千石、郡长史六百石、军候比六百石这一情况，可能郡司马的俸禄也为比六百石，甚至更低一点。
根据规定，郡里二十万人才能举荐出一位孝廉，曹操年纪轻轻被举荐为孝廉，如果换成一介平民，这是无论如何也是难以想象的，后来，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曾称：“去官（指自己三十岁辞去济南相）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即同年被举为孝廉的）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也就是说，在曹操的同年中，有四十岁才被举为孝廉当郎的人。比如，韩遂比曹操要大10余岁，可是，曹操却与韩遂的父亲是同年孝廉。因此，有人怀疑当初举荐曹操的，是大宦官王甫之子、时任沛国相的酷吏王吉。
曹操担任郎官一段时间后，就被洛阳北部尉。汉代超过一万户的县为县令，低于一万户的县叫县长，大县设置县丞和两个县尉，所谓“命卿三人”，意思是三个朝廷在编的佐官；应劭《汉官》称，洛阳县令一千石，丞三人、孝廉左尉、孝廉右尉均为四百石，县衙有工作人员796人，其中俸禄为四百石的工作人员共有十三人。《汉旧仪》、《唐六典》则称：东汉洛阳“置四尉，皆孝廉作，有东部、西部、南部、北部尉。”曹操担任的北部尉应为四百石，是这十三人中的一位。
《三国志》注引《四体书势序》称：“于是，公欲为洛阳令，梁鹄以公为北部尉。”《曹瞒传》称：“为尚书右丞司马建公所举。及公为王，召建公到邺，与欢饮，谓建公曰：‘孤今日可复作尉否？’建公曰：‘昔举大王时，适可作尉耳。’王大笑。建公名防，司马宣王之父。”王隐《晋书》也称：“赵王篡位，欲尊祖为帝，博士马平议称京兆府君昔举魏武帝为北部尉，贼不犯界”云云。梁鹄，字孟皇，又记作孟黄，安定乌氏（今宁夏自治区固原市东南）人，是东汉末年曹魏初年著名的书法家，被举荐为郎。汉灵帝酷爱书法，将其召入鸿都门学（灵帝设立的专门培养书画人才的场所），又晋升为凉州刺史，后又召回京师，担任侍中，进而晋升为选部尚书。《文献通考》将汉武帝时期的待诏金马门与汉灵帝的鸿都门学做一比较，认为，汉武帝设置的待诏金马门也网罗了注入司马迁、司马相如、枚乘等著名的文士，但汉武帝只是将他们看做绯优之辈，并没有让他们担任要职，而汉灵帝时，鸿都门学出身之人甚至被封侯赐爵了，梁鹄就是其一。正史中并没有给其立传，他的事迹散见于一些史料中，其担任选部尚书，由其推荐曹操担任北部尉，也在情理之中。后来，天下大乱，梁鹄迁往荆州投靠了刘表，曹操也非常喜爱梁鹄的书法，占领荆州后，他授予梁鹄军假司马，并经常将梁鹄的书法作品悬挂在帐中反复品味，遂有“孟皇功尽笔势，字入帐中”、“太祖（曹操）忘寝，观之丧目”的美誉。
关于曹操是否为司马懿之父司马防所推荐，就有一丝疑问。《三国志?司马朗传》注引司马彪《序传》称：朗“父防，……少仕州郡，历官洛阳令、京兆尹，以年老转拜骑都尉……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终。”而同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却称：“尚书右丞司马建公……”云云，根据前者，司马防就没有担任过尚书右丞，因此，怀疑《曹瞒传》的记载不实。正史同样没有给司马防立传，究竟他是否曾担任过尚书右丞（四百石）已无从查考了。尚书右丞负责“假署印绶”，管理人事，由选部尚书提名，尚书右丞同意举荐，这符合常理，也没有问题。司马彪《序传》没有记载司马防担任过尚书右丞，因其与《曹瞒传》是一对一的证据，并不必然地意味着司马防真的没有担任过这一职务，且《曹瞒传》还记载了若干年后曹操与司马防就此的一段有趣对话，还有王隐《晋书》的佐证，因此，司马防也参与举荐了曹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司马防与曹操有渊源有两种可能：一是举荐关系；即与梁鹄一起举荐；二是上下级关系。即曹操被梁鹄举荐时，担任洛阳县令，一个举荐，一个接受。其实，不论是梁鹄还是司马防也都是做的顺水人情，曹家在朝中盘根错节，曹操的堂叔伯曹鼎（曹洪伯父、曹休祖父）任尚书令，曹操的堂叔曹炽（曹仁、曹纯之父）任侍中、长水校尉，曹炽的弟弟曹胤任谒者，当然他们都没有曹操父亲曹嵩的职位高，一个九卿的儿子混个出身，还不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