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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搞好国家的前提是不能触犯她(们)的利益,搞好国家亦必须为她的统治服务。如果这两者发生冲突,她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自家的利益。割地求和,固然影响其面颜,所受的实质性损失,却尽可转嫁于老百姓头上,于其在国内实质拥有的利益并无太大影响,还可免去自己政权被颠覆的可能。至于她死了之后,那里管是否会洪水滔天哩!——这其实是“家天下”式的极权政权永远无法摆脱弊病。在自己政权受威胁、一家一族利益受到损害时,统治者自然会以牺牲老百姓的利益来确保自身的利益;而被圈养、随时可能被出卖的老百姓对国家、民族也就缺乏认同感,在识破了那些统治者为了让民众替自己政权卖命的所谓大义之后,即放弃了对统治者的支持,政府与民众离心背德,互相猜疑。一旦有外力相加,便如清国一般,看似一幢壮丽大厦,登时轰然而倒。执政者若是不察,只会自吹自夸和蒙蔽群众,不思以民众为根基、为主人,异日必定有如同清政府般的下场。

旅顺失陷后,形势越来越紧张。主和派们急不可待,即令李鸿章派天津税务司德璀琳赴日,打探日方的意向。

11月22日,德璀琳与英人泰勤、立嘉等人自大沽口登船秘密赶往日本,向日本人转告清国欲求和之意,请求面见伊藤博文。

日本此时已基本敲定了对山东的作战方案,不打掉眼中钉北洋舰人,他们是不会停战的。由是,伊藤博文以没有正式外交手续,又非清国的大员及全权大使为由,拒绝接见德璀琳,清政府的照会和李鸿章的密信(李鸿章在信中有“若兵连祸结,年复一年,至民穷财尽之时,两国之力必竭”的句子,这亦说明李鸿章的求和,与慈禧的求和,其立足点是完全不同的)也一率拒收。

德璀琳无事可做,又加之他们秘密赴日的消息已传开。在期间斡旋的美国人吃了醋,向清政府表示甩手不干的态度,清国大惊,急召他们回国,清国的第一次求和就此结束。

日本方面虽拒绝接见德璀琳,却不敢把谈判的大门关得死。陆奥宗光向对其转达了清国谈判条件的美国人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声称清政府如果任命具备资格的全权委员,日本在会商时将会提出日方的停战条件。这其实也就是转折地告诉清国可以继续派人来谈。

清政府通过美国人回复日本人:清同意派出全权委员,建议在上海商谈。

12月18日,日本人再次通过美国人转告清政府:如果清国派遣全权委员,日本什么时间都可以派出相等身位的人员进行谈判。但是,谈判必须在日本国内进行——日本人不傻,上海是什么地方?各国的水陆码头啊。在这里谈判,难保证不被列国干涉、影响吗?反正你清国是打了败仗,当上门乞降,于理于情有什么不合适的?

20日,清政府决定,由总理衙门的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及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并希望日方及早确定全权委员,选定地点,“速定会商日期”,并决定两国休战的日期。

26日,日本回复清国方面:将广岛作为议和的地点。但其它事项,特别是清政府最为关心的停火时间等,一律不提。

29日,清方请问日方全权代表的成员名单。日方回答:只要你们的人到了,咱们也就派出相关人员,现在问这么多干甚?

1895年1月5日,清政府降旨张荫桓,令其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会商事件……其与国体有碍,及中国力有未逮之事,该大臣不得擅行允许”。张荫桓对此次会议心中完全没有底,回奏道:“此行原无把握,为时久暂,自难预定。”

张荫桓一行于翌日出发,于1月13日到上海。此时的清廷对是否派出谈判代表还有一种失节前的犹豫感,本想看看战局的进展是否会已方有利,张荫桓亦因此滞留于上海数天之久,直到19日到得到允许出航的命令。

听闻中国人来了,日方任命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为全权办理大臣。

2月1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广岛县厅第一次相面,交换敕书。清政府颁给张、邵二人的敕书上曰:“著前赴日本,与日本所派议和全权大臣妥商一切事件,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

陆奥宗光旋即拿住了中方敕书中的“转奏裁决”等字眼,认为张邵二人并非全权代表。事实上,彼时任一国都没有真正有决定权的代表,各国代表敲定条款后最后还得国家的元首签字方可生效。日方的敕书中亦有“朕亲加检阅,果真妥善,即便批准”的话,由于此可见,伊藤、陆奥两人同样没有拍板的权力。日方之所以刁难中方,说白了,不过是在战场上还没达到战略目标,不愿与中国正式开谈,但列强的“热情”,自己又不能不予理会,故找个理由搪塞而已。

张荫桓据理力争,并向日本人指出你们的全权,亦需天皇审批,咱们的“全权”都是一样的。日本方面则以国际公法为由,避闪张荫桓的反击,并宣布“不能同意与只携有会商事件、咨报总理衙门随时请旨遵行的敕令之中国钦差全权大臣谈判”,并中止谈判。

会议结束后,伊藤博文留下伍廷芳“叙旧”,并有意无意在提了一句:“贵国何不添派恭亲王或李中堂同来会议,郑重其事?”

2月6日,慈禧召见枢臣,商讨那个本来就不是“问题”的“全权”问题,最后决定修改国书——实质上,当初张荫桓出使之前,美国人已代拟国书一份,清政府以为有失国体而不同意,最后却被日本人找到话柄,不得不进行修改,简直就是自取其辱。

既然那不是问题而只是日本人的推辞,任凭你如何修改国书,即便把日本的那一份照抄过来,日本人也绝不会理会。9日,日本人向清国使团下达了逐客令:“虽允可再开商和谈,总须中国派从前能办大事有名之员,给予十足全权责任,方可再行开办。”张荫桓等人被迫回国,第二次和谈的努力亦宣告失败。

2月17日,日军接收过刘公岛,其战略目标已基本到达,遂向清方传达信息:你们可以再来了。

日本人在与伍廷芳谈话中的暗示和后来通知中“能办大事有名之员”点得那么明白,清政府方面不可能还那么麻木,李鸿章就此走上了被称为“卖国者”的道路。

可是,你若在那个位置,你又能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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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扶桑—日本自神代至1911年的流水账第79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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