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上午8：30分，日舰突见北洋舰队的炮舰镇北后挂着白旗，自港湾内驶出，靠近观战的英、德军舰，有数人搭上自载的舰板，看似要划向日舰的样子。日鱼雷舰遂将其拖至松岛舰，此乃起来接洽投降的程壁光等9人。程壁光向日方上交了盖有北洋海军提督印的降书，书曰：“本军门始意决战至船没人尽而已，今因欲保全生灵，愿停战事，将在岛现有之船及刘公岛并炮台、军械献与贵国，只求勿伤害水陆中西官员兵勇民人等命，并许其出岛归乡，是所切望。”

伊东佑亨同意了，要求于次日交出军舰军械炮台。

2月13日，程壁光再次来到日舰，要求暂缓3日，并告之丁汝昌已自杀的消息。

丁汝昌死于何时是有争议的，有说是写完降书后自杀的，主降诸事均其出于其手；主流的说法则是他自杀后，牛昶眪等人以其名义与日方接洽投降事宜。以现有的主要证据和逻辑来看，抄书者认为，后者更为可信。丁汝昌自杀，说明其很珍惜其羽毛，不惜以死以明志。既然他都愿以死来保持自己的清白声名，又何必在死前为自己再背上骂名呢？

中国人总有个莫明奇妙的想法：当评论别人的时候，投降的举动便是软骨松包，投降者终生都有污点。在抄书者看来，这种依附于忠君的壳子毫无人性的理念的思维简直就是中国人乃至东方人的耻辱！从深的层次来说，无论丁汝昌死于向日方献降书前，还是献降书后，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没有跟着跟他关系不错的伊东佑亨跑到日本去享受残生，亦没有向清政府乞生求命，而是慷慨赴死。即便确实是他主持的投降，那又如何？他怕死吗？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吗？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吗？不！都不是。从他自杀的举动来看，若是只干系他一人一身，他宁愿跟日本人对抗到底。他即便主持了投降，为的也是北洋舰队剩余官兵和当地居民的身家性命，而不是为了他自己。他以自己的死，来扫平投降的道路，这是充满了人性光辉的举动，而不是明知无望、亦无意义还推士卒推向死地，以保全自己名声的冷血！

可在今日之中国，居然有些一门子心思要将丁刘邓等打成反派，为方伯谦平反的人为博取眼球，扮足凤姐，以向民族英雄泼脏水为出名的手段，狂斥丁汝昌应该为海战的失败负责任、其人自杀乃“畏罪自杀”等等云云。实质上，黄海之战，北洋舰队的失败是情理之中的事，丁汝昌固然没有创造奇迹，又有何罪之有？主力全出的北洋舰队不能击破日联合舰队，守港保舰又如何一定便是错误？至于说投降之事，前已有述，倒也不必啰嗦。其实，这世界确有走投无路而自绝之辈，却从无因畏罪而死之人。丁汝昌并非全无后路，却不惜以死明志，单凭这一点，已足够令那些叽叽歪歪，乱放厥词之辈无地自容！

2月14日，牛昶眪与伊东佑亨签订了投降细则事宜《威海降约》，北洋舰队就此覆灭，仅仅比它的主帅多存活2天。

3月12日，一下子象老了10年的李鸿章面容憔悴地在天津坐上德国商船“公义”号，于次日启程动前往日本，去参加一场最没“公义”、他这辈子中最屈辱的求和谈判。此时，北洋舰队已不复存在，两路日军分两路南北而向，虎视眈眈地窥瞄清政府的政治心脏——北京。自从清国被迫打开大门以来，清政府所面临的来自于外界的危机并不少，可从未那么狼狈、那么不情愿，也从来没有那么危险过。

早在1894年9月，李鸿章便向清政府提出持久抗战，活动诸国干涉，以争取最好的谈判机会。这个与后世的“持久战论”不谋而合的观点应该是综合两国实情与战场态势的分析而得出的比较现实的意见，且比数十年后更易实现。毕竟此时日本的资源、财力、人力均不及清国，科技、教育上的差矩亦未能给两国的能力造成质的变化，连日方军队的建设都是围绕着短促作战，快速突击的战斗而展开的，若是清国有勇气将其拖入持久战的泥淖，日本的经济将会很快就面临崩溃。到那时候，只怕不用外国干涉，日方亦来主动来求和了。

对李鸿章的建议中的“议和”两字，慈禧太后听起来是耳顺的，但前面持久抗战的话她便选择性的忽视了。她在向李鸿章宣布拔去其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的处分同时，曲曲折折地向李鸿章表示要请俄国人出来调停的意愿。

与此同时，总理衙门亦通过总税务司赫德与英国联络，希望英国居间干涉，予以调停。

10月初，李鸿章受命先后会见了俄使喀西尼和英使欧格纳。俄国人、英国人说：赶紧跟日本人说和吧，再打下去，日本人必定会提出更多的要求，到时悔之晚矣！

慈禧太后就此确立了求和的方针，那怕是割地与赔款。为此，她将瑾、珍两妃降为贵人，撤销南书户、上书院，以打压光绪帝和主战派诸臣。她还声色俱厉地对群臣们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今日之官员，总喜欢说：“谁担误我一时，我担误他一辈子”，“不换思想就换人”等等，莫不成个个都是慈禧老佛爷的门下高足？

说句公道话，慈禧并非天生媚骨，亦非存心买国，存心要“量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国毕竟是她的，能搞好这个国家于她只有好处，并没有什么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