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7月，由头一年刚刚服役的镇远号、定远号、济远号三舰和威远号组成的舰队在朝鲜沿海操练，并赴海参崴讯问。在返航的途中，清舰队以维护为名，驶入长崎的三菱造船所检修，并“顺便”对日本展开“亲善拜访”——镇远号及其姐妹舰定远号乃此时远东最大的战舰，即便在列强之中亦不为多，清国得到这么个大玩具，喜不自禁，自然忍不住要拿出来跟邻国显耀显耀了。
8月13日，上陆游玩的500多名清国水兵在长崎市内胡天胡地，喝得酊酩大醉，倒处横冲直撞，满街追逐**、扰乱秩序啥的，搞得满地狼籍，并与闻迅匆匆赶来的长崎县丨警丨察部丨警丨察官发生冲突。在械斗中，双方共死伤80余人，不少清国水手被捕。
次日，长崎县知事日下义雄与清国领事官的蔡轩会谈，要求禁止清国水手结团上岸，又要求清方派出监督士兵纪律的士官。中方虽然认为“约束之疏，万无可辞”，却也不认为这是什么大事，“尚百不可当之重咎，自不必过为急饰也”。
次日下午1点左右，300多名清国水手再次组团上岸。有数名水手特意跑到日方的派出所门口撒尿，并殴打出来阻止他们的巡查，致1人死亡。早就防备的日方丨警丨察官们再次召集，与长崎市民一起围攻清国水手，双方又一次在街头展开大乱斗。据日方的统计数字，清方士官水手死4人，伤者50余；日方丨警丨察官方死2人，伤19人，此外还有数十名市民受伤——清国水兵没能携带兵器上岸，只有随手找到的棍棒和少量从商店里买来的日本刀，吃亏要稍稍大些（按规定，日本丨警丨察，只有警部以上带刀，普通巡查只带警棍，但经13日的械斗后已改换了装备）。
尽管清国方向认为此事自己是有责任的，但在交涉中显示出极为强硬的态度。经过长达半年的调查、谈判，双方得出此事纯属语言不通造成的意外事件的结论，并达成了各自的肇事者由各自约束处罚、双方向对方赔偿损失的协议。
此次长崎事件和此前甲申政变的失败，给日本造成了极大的刺激。镇远号、定远号的到来，让日本人看到了自家的差异，只能忍隐不发，暂时退让，埋头苦追；外交上的吃亏，也使得给日方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国权主义加上一把盐，加深了对中国仇恨的心理。不能说没有长崎事件就没有日后的中日战争，但至少此事可以算是其中的一把催化剂。
此后的数年，日清两国的关系相对平静，波澜不惊。
当然，由前面的描述，我们知道，日本人在这几年除了搞立宪、竞选和改约处，磨刀的工作可是一刻也没停下来。自1882年日本的军费开支首次超过20%后，1890至1893年四年间，军费分别是29.51%、27.38%、28.67%和32%，陆海军的人员、装备都得到了迅猛的增长。
朝鲜那边，大院君固然没有能力制衡闵氏政权，当媳妇的还偶尔送上个把丨炸丨弹问候一下公公，然在袁世凯的严密监视之下，朝鲜并不敢公开反对清国的政策，没给清国制造什么麻烦。反倒是袁世凯本人，却给朝鲜人制造了不少麻烦。
1893年4月，时任参谋次长的川上操六组织一伙子参谋人员赴朝鲜、中国考察。他们在釜山、仁川、汉城、烟台、天津转悠3个月，回到国内后声称：“对清国作战计划，于此际已成熟于彼脑海之中”，并拟定了一系列的对清作战计划。
如果说之前的军队建设还属普遍的提高国防能力阶段的话，那么，自川上操六访问中朝之时开始，日军对清国的战争进入针对性筹备阶段。
当然，发动战争要找借口也是列强的潜规则。日本人要是这么光着身子裸奔，会被笑话的。
这里，来头说说袁世凯给朝鲜人到底制造了什么麻烦。
1889年，朝鲜咸镜道和黄海道因受灾而发生歉收。当年10月和次年3月，咸镜道监司赵秉式，禁止向日本输出大豆、大米——按朝鲜国内的规定，受灾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是有权限令粮食输出本行政区域之外的（并不限于国外）。
与此同时，日本各地也发生因大水、地震造成了灾荒，急需向朝鲜输入谷米、大米。朝鲜人的突然断奶，不旦给在朝做豆米出口生意日本商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还影响到了日本国内的饭碗子问题。
朝鲜人的举动事实上无可指责，自家国民的肚皮还没填饱，怎么可能出口给你日本人？何况你日本人这么多年来，在朝鲜收购、囤积粮食，使得朝鲜国内米价飞涨，老百姓叫苦不迭。给你们吃吃苦头，也是应该的。
可是，这年头，有理还不成，还得有条约。当年在《江华岛条约》之后签定的《通商章程》中，不仅写明朝鲜出口粮食免税，还规定朝鲜方如因某些因素不得不禁止输出粮食时，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日本方面！
拜托，朝鲜又不是日本的指定粮食供应商，凭什么有义务向日本通知这些个劳么子东西嘛！
可强盗有了条约，便成了合约式抢劫，有理无约只能干瞪眼。日本代理公使近藤真锄当即拿着朝鲜的通知上门问罪来了：瞧瞧，不经日本同意，你们怎么就擅自发出防谷令？还晚了半个月！
赵秉式已在一个月前按要求向外交部门发了公文，由于官僚部门的作风，交给日本人确实晚了半个月；但合约上并没有写上实施防谷令需要日本方面同意的，那里有什么擅自不擅自的说法？
近藤真锄耍无懒：如果不是要日本方面同意的话，要你们知会日本作甚？
朝鲜人退缩了：那咱们撤消防谷令，把赵秉式调离岗位总可以了吧？
近藤真锄摆头：“不行不行，还要赔偿咱们日本商人的经济损失才行。”他拿出一个算盘飞快在噼里啪啦都算了一通：“十四万七千日元！”
朝鲜人又准备再一次退缩，还价为六万元。日公使梶山鼎介冷冷地笑：我要请示一下国内才行。
正在这时，有人大喝：“搞什么搞！1分钱都不能给！”
众人在看，正是从国内赶回来的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