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面日本(一)
有人说,明治时代日本的对外形象有两面。对着列强的那一面是笑容可掬、谦虚好学的学生模样;向着朝鲜、中国等弱国的一面却是凶神恶煞、贪婪急色的强盗嘴脸。
事实大抵如此。然,若加上对自认是同辈中人的小心谨慎和平等自尊的形象的第三面,那就更全面了。
这三面,在他们与中、朝、俄三国就领土问题上打道的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根据1855年幕府与俄国签订的《日露和亲条约》,千岛列岛中的择捉岛和德抚岛以南归日本所有,以北为俄国所有,而库页岛则暂不划界,双方混杂而居,权当个无主之岛。倒有几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味道。
搁置争议这种勾当,是因自己有其它问题,暂时没有能力解决这一事务的缓招而已。“搁置”多长时间,只看实际情况的需要。日本国内的问题是结构性的,不全国上下折腾了几十年啥的,解决不了,自然是拖得越久越好;俄罗斯人的问题却只是因克里米亚战争暂时没空而已。所以,这种“祥和”的气氛并没有坚持多长时间就被打破了。次年,俄罗斯摆平了西边的问题,对库页岛的开发进入实质性阶段,两国的纷争频发。
在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瑷珲条约》后,1859年,东西伯利亚将军穆拉维约夫带着9条军舰来到江户,狮子大张口地提出要以北纬48度线为边界,划分国界——事实便是把库页岛全部划到自己这一边儿来了。
地理还是蛮熟的幕府人拒绝了。
在自己的最后几年,幕府与俄罗斯就以北纬50度为国界线还是48度为国界线与俄罗斯进行了数次交涉。1867年,石川利政、小出秀实出使俄罗斯,拟同意以俄方承认日本对得抚岛至温祢古丹岛拥有主权为代价,同意以北纬48度为线。后因俄方让步不大,双方只是签订了留着许多尾巴的《日露间桦太岛暂行规则》便了事。
明治维新后,为了迅速增强国力,日本设置开拓使,全面开发“虾夷地”——我们都知道虾夷地的指代的北海道。不过,日本人认为,从广义上来说,北海道以北广大地盘,包括库页岛和千岛列岛都是虾夷地。所以日本也以免税、提供食品等优惠条件,向库页岛移居了500人。
在开发过程中,日本人与俄罗斯人龌龊不断。单独分出来专门负责库页岛这一片儿的桦太开拓使无力解决冲突,仅仅开张一年多时间就关门大吉了。
对此大为头疼的日本高层就库页岛的主权问题分裂成以副岛种臣的“全岛主权论”和黑田清隆的“全岛放弃论”两派。副岛种臣因征韩论事件下台后,黑田清隆的意见占了上风。
1874年3月,槺疚溲锎乓钥庖车喝航换坏酶У阂员钡那У毫械旱闹魅ǖ牡着瞥鍪苟砉箍呔程概小R钅晡逶拢斩硭角┦鹆恕犊庖车骸でУ航换惶踉肌罚庖车喝航桓砉У毫械耗喜�18岛归日本。两家购买地盘上对方的原有资产,签订渔业权互相承认等等。
这是日本的A面,对列强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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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始于1871年的“八瑶湾事件”(日方称之为“宫古岛岛民遭难事件”)。当年10月29日,琉球王国宫古、八重山的4只年贡船在自庆良间诸岛返航的途中遇上了风暴,除一条船顺利返回宫古岛外,其它3条船被吹散。
其中,宫古岛的另一只船于11月5日漂到台湾南东岸的八瑶湾(今屏东县牡丹乡八瑶湾)。除了在泅度时溺毙的3人外,其中的66人幸免于难,水淋淋地爬上陆地。
据幸存者描述:他们在上岸四处寻找人家时,偶然碰到了两个中国人(应该指汉人吧)。中国人告诉他们,向西,有生性彪悍、大耳朵的人喜欢砍人头;向南走才是生路。
中国人还提出愿意给他们带路。
在路上,那两位中国人抢夺他们的衣服和随身财物,并迫他们在一在狭小的山洞里过夜。宫古人心生怀疑:这两人不是存心要把咱们往强盗窝里引吧?
于是,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偏偏向西走,由九棚溪方向折马浓溪。
上陆第二天傍晚(11月7日),他们找到了一个有十五六户人家的原住民(高士佛社)的村子。原住民似乎并不是如那两位中国人说的那么凶残,给他们饭吃,还安排他们住了下来,但是也把他们剩余无几的随身物品都抄走了。
次日早上,原住民向宫古人比划着:我们现在出去打猎,你们就在屋里呆着,那都不能去!
我们不知道原住民人把宫古人扣下来,是准备打完猎来好好地招待他们一顿还是另有用意,如惊弓之鸟般的宫古人却始终有大难临头的感觉。趁原住民的守卫不注意,他们三三两两地跑了出来,逃到双溪口一个只有六七户人家的汉人村子里。
在这个村子里,他们碰到了一个姓凌的老翁。此人是跟原住民做以物贸物生意的商人,其地盘大抵也类似中立区的性质,因此也答应保护他们。
然而,当30多个高士佛社的人追了上来后,并不理会凌老翁的阻挡,血腥的屠杀开始了。因得凌老翁的暗示事先躲到了床底下的岛袋龟看到同伴们一个两个地被拖了出来,剥光了衣服、发簪,砍下了脑袋。一天之内,66人中有54被搜出杀害。
日后高士佛社的酋长坦白说,屠杀的原因,是误认为他们是汉人,故杀之;另外,参予此事的一人后来回忆说剥他们的衣服是为了辨别他们是哪国人,是不是可以可以跟他们做贸易啥的。
除此之外,有些人为了保持大中华万年有理还编许多抵赖的理由。
其实,当时台湾原住民民风极其彪悍、残忍,杀人并不是什么大不了事。甭说离台湾不远的琉球漂流民,其它国家遇难人员被杀也不鲜见。就在此事发生的四年前,美国商船罗发号(Rover)在七星岩触礁,剩下的十几名船员除一名广东籍的水手外,其余人员全部被杀。而此事后的第三年,日本小田县(冈山县小田郡)的佐藤利八等4人也在台东被原住民洗劫一空,差点儿连脑袋都没了。
错了就是错了,个人也罢,国家也罢,都可能犯错。掩饰错误不可能让你更伟大,承认错误才是真正的坦荡磊落。若认为以国之名,就不能认错,那日本人要拜靖国神社,又有什么不可理解?
为保护剩下的琉球人,凌老翁和当地人邓天保、林阿九将幸存者藏匿于家中,并请当地的豪绅杨友旺出面与原住民交涉。杨友旺以布、牛、酒为礼物,换回了还没被杀死的琉球人——杀人者本来是高士佛社的人,但牡丹社的人也来凑热闹,迫汉人们交人啥的,还高高兴兴收收走了礼物,放回了他们抓住的一个琉球人。结果外界的人都认为是牡丹社犯的事,迫到他们不得不在日后跟日军死磕到底,付出惨重的代价。
杨友旺把剩下的琉球人请到自己家里休养了40多天,待到风平浪静后,令其子杨河财、侄子杨河和护送他们到台湾府城,并收埋了死者尸体。
琉球人在台湾府城与事先得救的另一条八重山船的人员会合,被清国护送到福建,于1872年6月由琉球国接回到那霸港。
大清朝廷一早就接到福建府的报告,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台湾本是可有可无之地,那些化外之民的事管也管得头疼,少理为高。反正这种事三五年就发生一会,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按老规矩,好吃好喝地招待着,等他们人来了,好好安抚安抚一下就是了。
如果事事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世上原来就没有啥事;可要是碰上有心人,无事生小,小事变大,那是免不了的。何况几十条无辜人的性命,在对老百姓生命淡泊的中国统治者来说是小事,在别人眼里,却是不折不扣的大事了。
明治政府大概是在当年十一月份左右得知此事的。次年年初,鹿儿岛县参事大山纲良向政府提交了征讨台湾的建议书,并请缨为将——琉球一直是为萨摩藩负责联络的,这一年又被强令改了“琉球藩”。大概大山纲良认为自个儿也继承了管辖权,由是特别的热心吧。
明治政府对此很犹豫:台湾跟琉球不一样,虽说大清对台湾是不怎么重视的,却是实实在在的中国领土。就这贸贸然地冲进去,能保准不跟大清冲突吗?跟大清爆发全面冲突,谁能预料得到结果又会是怎么样?
就在明治政府左掂右量,难下决心时,外务卿副岛种臣带来了两个洋人:“这两位外国朋友说他们有高见,大伙儿不妨听听?”
这两位老外中的一位是驻日美国公使查尔斯·德洛克,明治政府的高官们对他并不陌生。另外一位就……“恕我眼拙,阁下是何方神圣?”
洋人微笑道:“My name is Le Gendre,李仙得是也。”
明治政府各官动容大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