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 维新?第三季（十）

世事艰难，国家财力有艰，川村纯义、胜海舟等人没也有别的办法，只好拿着幕府时代大伙儿七拼八凑从各国弄来的杂牌货充充门面，开了几所花销不大的海军兵学校、海军会计学舍（后改为海军经理学校）、海军机关学校打发打发时间，聊胜于无。当然，你也不要小看这三所学校，旧日本海军就是在这三个被称为“生徒三校”的“摇篮”里摇出来的，单海军兵学校就开了78期，培训出了1万多名学生。

日本海军发展缓慢的局面直到西乡从道就任海军大臣（第一任1885年）时才发生改变。明治十七年（1884），朝鲜发生甲申政変；翌年，中日签订《天津条约》。为表示睦邻“友好”，1886年8月，北洋水师的定远、镇远两航访问日本，7000吨级的巨舰和305毫米的主炮给日本人带来无比震憾和刺激。日本开始加快对海军的投入，至1893年时，海军军费占岁支的10%左右，海军总兵力13234人，军舰31只，水雷舰24条，军舰总吨位由14300吨（1876）升到50861吨。

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海军在西乡从道和山本权兵卫以俄罗斯为假想敌，推进六?六舰队扩张计划。至日俄战争爆发时，日本共拥有各类军舰73条，水雷舰76艘，为日俄战争击败俄国海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击败了自认为为世界第三的俄罗斯海军，日本海军的发展进入其黄金时代。在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时，日本海军已成为一支拥有战舰近400条，各类战机3200余架的庞大力量，其海军航空兵力量在当时可谓首屈一指。

明治天皇当然看不到几十年后全面繁荣，也看不到繁华后的洪水滔天。

作为宪法上的日本所有权力的拥有者，由于其在大部分时间里并不直接参加世俗政治，我们无法确定明治天皇在整个明治时代对国家权力的实际控制程度。从具体政局的发展来看，他似乎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然而，作为国家神道的核心，他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力又无处不在，拥有可改变政局的能力。若是仅仅把他当成精神上的偶像，似乎并不恰当。

国家神道是幕末与所谓的复古思想一并兴起的神社神道与皇室神道相嫁接产物，无论承认或者不承认，它事实上便是一种国家宗教、民族宗族，其目的是为了凝聚国民向心力，从思想意识上控制民众，从而实现统治阶层的政治目的的特殊的宗教形式，而非国民精神生活需要而产生自然宗教——当然，任何宗教都有可能沦为政治的小三，但前者更具赤裸裸的政治功利性。

事实上，从皇族失去权柄之后，数百年间，各位“有为”的天皇无一不把恢复皇室祭祀作为自己向幕府争奔控制权的标志。孝明天皇就多次参陈贺茂宫等神社，恢复了许多神社的祭祀活动，并图谋恢复神祗官。

在尊皇论、王政复古思潮的影响，在京都的带头下，各藩亦提高了神道的地位。萨摩等藩开始实行排佛尊神（道），甚至下令拆除藩中的佛教，责令僧侣还俗，或者把他们送到前线当士兵——日本的佛教徒历来都狠勇好斗，送他们去当兵，倒也算是遂其所愿了。

明治元年，刚刚取得政权的明治政府迫不及待地成立了神祗事务科（后改事务局），恢复中世纪之后已经名存实亡的中央政府下属的神祗机构，并宣布“兹者王政复古，根据神武创业之基，诸事一新，恢复祭政一致制度……凡属各家执奏下属之事一律废止，普天之下，诸神社神主、祢宜、祝、神部等，嗣后均归由神祗官管辖……”。

这话的含义直白译过的意思就是：打今后起，实行祭政合一，跟神仙打交道的事儿就是中央政府统一负责，各家各户啥的不许跟神仙打小报告啦。

接下来，神祗事务局下达了《神佛分离令》（神佛不得混淆令），要求对渗透进神社中的佛教中的因素来个大扫除。

尽管政府下令要用温和的措施进行清理，但给佛教当了千余年小媳妇的神官们和对佛教不满的民众借此机会大大发泄自己的恶气，神佛分离扩大成了持续数年之久排佛毁释运动，连皇族的法亲王们都蓄起头发还了俗。

老对头释迦牟尼被打了，耶稣也没机会偷笑。日本这会倒也很硬气，立下“禁止基督教邪教宗门”的牌子，真抓实干地把本国的天主教徒抓起去流放劳改啥的。

老外们抗议道：“怎么能把基督教跟邪教宗门并列而提呢？”。

日本人一瞧，说道：“那是临时工不懂政策犯的错误，咱们向你们道歉”，当下把一块牌子改为“禁止基督教”、“禁止邪教宗门”两块牌子，别的，该咱干还是咱干。这一手，气得老外们干瞪眼睛。

明治二年（1869）年七月，明治政府实施官制改革，按照《大宝令》设置了神祗官和太政官。神祢官共有十三级，最高长官为“伯”。

神祢官的业务不算太太多，“掌祭典、知诸陵、监宣教、管祝部神户，判判官事”。其中“监宣教”，也就是监督传教工作，是新增的业务。为了将神道教国家化，明治政府设置了宣教使，并将其划归神祗官管辖。

明治三年（1870），明治天皇颁发《宣布大教诏》，声称：“……宜明治教，以宣扬惟神之大道也。因此新命宣教使，布教于天下。汝群臣众庶，其体斯旨……”。随后，明治政府紧锣密鼓地制定了《宣教使守则》和《大教要旨》——领导发表过重要讲话了，管理机构设置了，老师确定了，教学大纲也制定，从这以后，神道的宣讲逐步走上了正轨，国民教化运动迈入实质性阶段。

神祗官后被降格为神祗省，最后被新设立的宗教味道不是那么浓的教部省（其实也就是换汤不换药而已）取代。

教部省对推进国民教化运动的发展可谓不遗余力，先后制定了《三条教则》（“第一条，应体敬神爱国之绅；第二条，应明天理人道；第三条，奉载皇上，遵守朝旨”）和《十一兼题》、《十七兼题》等等大纲。为了推广教化，甚至请回了僧侣们协助其宣讲。

然而，上起神祗官、神祗省到教部省，教化运动的收效微乎其微，神祗省的官员们甚至被人嘲笑为“白天也睡觉的家伙”。到了明治十年（1877）年，连教部省都被撤并到内务省去了。教义不完备、不承认宗教信仰自由、政教混一都是这一时代教化运动的致命伤。

为了解决这个几乎是无解的问题，不知道是哪位聪明人出的主意，从明治十五年（1882）起，神官不再兼有宣教之责，政府逐步推行祭祀与宗教分离——祭祀本来是宗教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者压根不可能实行完全的分离。特意制造此悖论者事实上是将神道教中的祭祀部分抽取出来，作为一个新型的没有教义、内容，只有以祭祀为形式的祭祀宗教，由国家奉行，并要求国民信仰，是即为以神社神道和皇室神道为表现形式的国家神道。

由于其只有祭祀的形式，故不会产生政教混一的问题；亦由于其只形式，而没有教义，就根本不怕有什么教义上的漏洞让喜欢钻牛角尖的人找出问题，产生信仰危机。神、佛、基诸教，国民似乎尽可爱信啥就信啥，国家不会拿什么教条来压你；但无论你信什么，国家的祭祀活动你是必须赞同的，换而言之，就是国家神道你是不能反对的。

如此一来，其它诸教只能作为一般宗教，围绕着国家神道背后表征着天皇万世一系、天皇是现人神的框架里面打圈圈，无法越过雷池一步；而一般宗教的教义中符合统治需要的部分则可提炼出来，广泛宣传，成为国家神道的有益补充！

对此，抄书者不得不撩起大姆哥儿，五体投地状地：高！实在是高！

在国家神道的思想基本思想形成后，日本人对宗教的态度一下子开明了起来。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人一口气批准成立了14个神道教派组织（这些非国家神道的一般神道派宗教被统称为“教派神道”），对基督教的态度也由“禁”改为“管”。

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颂布，在《臣民之权利义务》一节中写有“日本臣民在不妨碍安宁秩序及不违背身为臣民义务之限度内，享有信教之自由。”，看似给足了国民信教的自由。然而它一开篇就写上了：“皇朕仰祈皇祖皇宗及皇考之神祐，并誓在现在及将来率领臣民履行此宪章无误。神灵庶几有鉴及于此”——一句话概之，便是：“信天皇，入神教，得自由。”

翌年十月，《教育敕语》颁发。这份类似于学生手则样的东西虽然包含在大量儒家的孝、友、和、诚、俭等字眼，却是不折不扣国家神道思想指导的下的德目规范。它要求臣民“一旦如有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将孝字无限放大，天皇就是爹，臣民是儿子。臣民必须为天皇灭私奉公，这才是至诚的孝（这跟党就是妈的某国很相似嘛）等等。

《教育敕语》颁发后，政府向全国小学下赐天皇、皇后的照片。向天皇、皇后的照片行礼、宣读《教育敕语》成为宗教式的仪式。为了在地震、火灾中保护这些“珍贵的圣物”，在其后的岁月中，不少老师、学生丢掉了性命。

明治四十五年（1912）二月，明治政府召开三教联席会议。与会的神、佛、基三教代表一致表示：“协赞皇道，进而谋求国民道德之振兴。”一般宗教已经沦为国家神道的附庸，国家神道制度基本确立，渗透到国民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同年一月一日，邻居的中国，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也是同年七月三十日，明治天皇去世，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无论怎么神化，他依旧不过是个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