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德霍斯并没有说错。确实，以这份协议为起点，在一年时间里，日本先后与美、法、德、俄、荷、意等14个国家签订相同的条约。虽然条约要到5年后的1899年才生效，虽然关税问题上还没完全得到解决，但是日本终于可以摆脱治外法权那顶耻辱的帽子，就此进入了法权平等时代，能与列强们平起平坐，跻身于强国之林了。

然而，就这样一个同样饱受苦难的国家，在九天之后，即不宣而战，击沉了高升号，引发中日甲午战争，掀起近代侵略东亚的浪潮，将自己刚刚摘掉的帽子强行戴在别国的头上。难道，对外侵略扩张，是所谓的“文明”国家的必由之路；掠夺和霸占，是人类的天性吗？

抄书者常见一些国人，在无法从中国人的角度为这些侵略者唱颂歌的时候，试图从日本方面来讨论其行为的合理性。这些国人，大概不知道，在画地为牢的国界、阶级、群体之内的利益之外，人类还是应该有些普世的价值观存在的，还是应该有个相同的行为评价标准的。如果没有一个超越国界的道德准则，仅从利益来判断是非的话，那么希特勒把几百万犹太人送进焚尸炉、日本人在南京屠杀了30万中国人又有什么好指责的？不都是为了某一部分人的利益么？

条约内容公布后，日本国内的反对声音似乎没有了，舆论几乎一边倒。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评论说：“这是纯然的对等条约，还我国独立国家的面目，未损坏国家的一分一毫利益，国民多年来以愿望达成了，为国家祝福，为国民祝福！”

然而，又有谁为正在被日军蹂躏的中朝两国国民祝福呢？

第四回众议院议员选举于当年九月一日展开。受条约改正和对清开战的影响，自由党和硬六派各党相续发表了对政府的支持态度——在人类没事找事地划出的国家、民族的框框之下，在这会儿，任何对政府的批判都有可能被当为资敌行为。政治寡头之所以喜欢强硬，其道理便基于此——选民们看来看去，都闹不清楚这个党和那个派有什么区别，许多人干脆把票投给了无所属的候选人。由是，自由党和立宪进步党的议会席位稍稍减少，而无所属议员则是增加不少。

十月十八日，第七回帝国议会在被作为对清作战大本营的广岛召开。三天的会议时间讨论不了什么问题，只不过是政府抓这些议员来表个态而已。会议一致通过了对清战争15000万円的军事预算案和与战争关连的相关法案；各党间也宣布政治休战，集中精神对外战争。平日为几百万的预算和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得鸡飞狗跳，如今上亿上亿地花毫不心痛，议员在对外扩张侵略上的高度一致性将日本人的野心暴露得一览无遗。

明治二十八年（1895）四月十七日，《马关条约》签订。大清被迫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地，赔款二亿两。伊藤内阁取得了摘掉了不平等条约的帽子，在对外战争中击败了大清两大功绩，当是气宇激昂、挥斥方遒之时。纵使有人对与大清议和不满，也只能躲要角落里发发牢骚，最多不多如小山六之助这类的愤青地给自己国家制造些麻烦罢了。

但是，随之而来的三国干涉事件却对伊藤博文的形象造成极大的损害。对外的妥协是新仇，连续强硬解散议会，不顾自己的反对跟诸国签定新条约乃旧恨。当同仇敌忾的对外战争结束后，随着新恨旧恨的翻腾，硬六派与内阁的战时妥协宣告崩溃。

明治二十九年（1896）三月，立宪改进党（49席）、立宪革命党（由同盟俱乐部和部分无所属议员组成，约占40席）、大手俱乐部（第七议会期间无所属议员组成、20席左右）、帝国财政革新会（3-4回议院选举中结成，4席）、中国进步党（原立宪改进党离党议员，4－5人）等5党派以大隈重信为党道，结成“进步党”。这么拼拼凑凑下来，进步党在议会的席已与自由党基本持平甚至反超，隐隐有议会最大党之势。

山县有朋此时也放弃了绝对超然主义的主张，决定以党制党，利用党派之争阻止政党向内阁的渗透。正好品川弥二郎在西乡从道回内阁后，把个国民协会经营得一塌糊涂，也需有个元勋级的人马支持支持。两老乡一拍而合，决定那一派都不参加，自己作为议会的第三大党独立存在。

不管这个党那个派，他们对伊藤博文的态度是一致的：反对妥协，保持强硬，打倒伊藤内阁！

在进步党和国民协会的步步紧迫之下，伊藤博文不得不将与自由党苟且了多年的关系公诸于天下，宣布请坂垣退助担任内务大臣，被议会孤立的内阁与和在议会中孤立的自由党终于光明正大地领了结婚证，抱团取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