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维新?第二季（四）

那井上馨当年犯过错误，是双过规，下过海、经过商的人，滑头得很，懂得欲取必予的道理，其人的条约改正案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成功地抑制住了商人满天喊价的本性，提出的主要要求是：暂时不要求关税自主，但希望列强提高关税比例，增加明治政府的收入；暂时不要求废除依赖裁判权，但日方可以对外国人行政规则进行处罚；改约十二年后再签订完全平等条约。

“为了取得老外的让步，咱们唯一价钱要负出的代价就是：实现国内开放！”。井上馨闪烁其辞地说。

然而，高度提炼的“国内开放”一词的具体内容就多了。在外务省的建议中就包括：放宽对外国人土地所有权、营业权、国内旅行、通商的限制；允许外国人拥有在日本境内的杂居权；宫城县野蒜筑港后亦可放开给外国人留居等等，等等。

佐佐木高行、大木桥任、山田显义三位参议一看就火了：“您这是改正条约呢还是改歪条约呐？”

井上馨态度强硬，毫不退让：“我只会这么谈，如果您有更高明的做法，大可自个儿去跟洋人打交道，咱辞职好了，决不做挡道的！”

寺岛宗则拉住井上馨：“井上君的想法不错，大伙儿再议，哈，再议。”

岩仓具视、山县有朋也把佐佐木高行等人拉到一边说了半天的悄悄话，三人才一脸不满地重重坐回椅子上，不再吱声了。

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年）一月二十五日，条约改正预备会第1回会在东京外务省召开。到同年七月二十七日，预备会一共召开了27次。初时有英、法、德8国参加，到后来又加上了美国和比利时2国。

列强对日方提出国内开放的价码很感兴趣，却对日本企图将其留居地的领事裁判权捆绑起来，由日方对外国人实施法律处分、破坏其特权颇存顾忌。洋人们就象看到捕鼠器上的奶酪的老鼠一样，欲进则怕进圈套，思退则不极不甘心。

井上馨漂亮地转了个圈了：“诸国公民享受咱日本的国内开放权，遵守日本的法律是必须的；但目前我国的法律制度还不怎么健全，还没与国际接上轨，各位的顾忌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么着吧，咱们尽快完善法律的建设，并引进外国法律专家，对外国人的审判可以暂时由法律专家依据日本的法律来进行，大家看，这样能接受不？”

老外们有些举起了手，有些却默不作声，这事基本上就等于通过了。

收了别人的好处，列强自然不好意思不给点甜头日本人尝尝，一直被他们拒绝讨论的关税问题被摆上了桌子上。

日本人原提出的方案，是要把原来5%的统一税率提高到奢侈品为25%，普通进出口物15%的税率，争取增收400万円，以满足大藏省纸币整理偿却费的要求。

但英国人不同意：“300万，一个子儿也不能多了！”

德国人瞪了英国人一眼：“您也太抠门了。日本人批准咱进内地做生意，这一年能增收多少？若是谈崩了，你负这个责任？我看啊，360万，差不多了。”

条约改正预备会结束后，列强的意见不统一。当日本混了差不多二十年、对日本人没啥好感的英国大使巴夏礼的态度是：“日后再谈”。

大伙儿都是有一票否定决权的，英国人日后再谈，别的国家也就谈不下去了。

明治十六年（一八八四年）三月，僵强的巴夏礼调任大清，接手其职务的弗朗西斯?理察?普兰基特爵士（Francis Richard Plunkett）对日本的态度相对温和不少。喝过几回酒后，井上馨趁机把讨价还价出来的条约改正案塞了过去：“您看，当初咱们讨论的结果是这样，是不是正式开个条约改正会议，把这事儿最终敲定了呢？”

好事多磨，这一年年底，朝鲜发生甲申政变，日本与大清的关系异常紧张，英国人也在朝鲜蠢蠢欲动，这事又往后推了两年。

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条约改正会议正式召开。日方参加的主要人员是井上馨和青木周藏（外务次官），与其共舞的则是英、德等12国使团。

不愿跟着日本人指挥棒走步的英国人联合德国人在第6次会议召开时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具体内容大概是：把关税提高到11%；条约实施后2年日本开放内地，在内地居住的外国人受日本法律限制，但日本必须按西洋的模式完善刑法、民法、商法等法律系统，并于实施前16个月通知诸国；任用外国籍的法官、检察官；涉及外国人的案件，二审的上诉院和大审院的法官外国人必须占半数以上，公文则用英语。

关税方面和内地开放实施的细则，不过是双方计价还价的资本而已，双方很快便就此达到妥协。到了当年7月，列强基本上同意满足日方在关税方面的要求；日方对国内开放问题也大体上同意了列强们的建议。

但是，谈判仍然并没就此结束，无休止的马拉松和扯皮仍在持续地进行中。

最难过的一道关，在于日本的立法必须“通知”列强一事。这个“通知”实际上代表了洋人们拥有监督权甚至否决权，他们不承认，日本的法律就不能生效，条约便不能成立；但若是日本的立法都必须经过洋人同意，日本就丧失了独立的立法权，这岂不比承认领事裁判权还要丧权辱国吗？

随着谈判的开展，越来越多的细节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日本朝野人士的耳中。原自由党人和立宪改进党人、爱国人士愤怒了。法津界人士批评道：“接受这种协议，不是把法权独立拱手相让了吗？”；经济学家则指责：“把外国人放入内地做生意，因此而流出的资金，是增加关税多出来的那点钱可以补得回来的吗？”；愤青怒骂：“在鹿鸣馆里搂搂抱抱，着洋服，吃西餐，浪费公帑，全盘西化，放荡荒唐，象什么样子？”

政府官员中对此强烈不满的人也比目皆是。地位稍低一点有胜海舟、三浦梧楼、鸟尾小弥太、曾我祐准等人，地位高的有司法大臣山田显义、农商务大臣谷干城。谷干城刚从外国回来，听闻此事，立即上辞表以示抗议：“啥玩艺这是？这比现在的条约还要坑人！”

愤而辞职的谷干城受到不平人士们国民英雄级的尊敬。旧自由党员林包明等人在京召开了一场“谷君名誉表彰运动会”，数百人群众打“谷君万岁”、“国之干城”等旗子跑到谷田町谷家的府邸前表示支援。

井上馨看在眼里，酸在心里。

同年十月二十四日，装载着25名日本乘客和杂货的英国货轮诺曼顿（Normanton）号在三重县四日市附近触礁沉没。船上英、德籍船员全部坐小船获救，而日方除一人获救，其余人员全部被淹死。

日本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其心情可想而知。

数天之后，日本人尚未弥合的伤口上又被撒上一把盐：英国人以英国船的船长、船员早就通知日本人上救生艇，但日本人不懂英语，宁可呆在船上才酿成大祸为由，宣判船长以下全体人员无罪。

东京日日新闻对此评论说：“这也太侮辱人的智商了，日本人无论多蠢，总也不会在危难时一动不动地等死吧？”。

日本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全国各地向遇难者遗属捐赠款，报纸连篇发表悲情的专访和强硬的评论，有名的法学者提出要控告英国船长德雷克（John?William?Drake ），不在政府中担任职务的政治家则到处发表演讲，连板垣退助都向政府写了一封18000言的建议，把矛头指向万恶的领事裁判权。正在关于法权的谈判也被拎了出来，反复拷打。

感觉到再也不能沉默的伊藤内阁不得不作出强硬的姿态，下令兵库县知事以杀人罪的名扣留了德雷克，然后……强硬结束，向横滨领事法院提出控告。

洋人们最后判处德雷克囚禁三个月了事，但没有向遗族赔款。

事情结束后，有民间口水歌歌手以《拔刀队》的旋律创作了一首《诺曼顿沉没之歌》，歌中唱道：“巨浪拍岸声骇人，夜半风吹入梦冷，远远眺望青海原，我同胞身影无处觅……”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井上馨与列强的谈判仍在继续谈下去。到翌年（一八八七年）年四月第二十二轮谈判结束之时，双方已经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为了说服国内接受条约修正谈判的结果，井上馨极力向政府和社会解释：这只是在目前国力下，有期限、暂时调整，以后还要进一步调整成平等条约的；放外国人进内地，固然会产生一定问题，但也会在与外国的交流中，刺激普通民众更加文明开放；放外国人进来，带来的投资对日本的经济发展也有促进作用，“让别人发财，求自己发展嘛。”

可是，民族主义情绪开始高胀的日本人已经听不进井上馨务实的意见了，反对按现讨论案解决条约改正问题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佐佐木高行和元田永孚把民间的意见收集了一箩筐，吭唷吭唷抬进宫去：“天皇陛下，这事，还真不好办呐。”

明治二十年（一八八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明治政府宣布：条约修改谈判会议无限期延期。井上馨作为谈判失败的负责人和社会各方抨击的焦点，被迫辞职，空缺的职位由伊藤博文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暂时兼任。

伊藤博文要面对的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在这两年间，后藤象二郎等人前自由党人和立宪改进党利用条约改正、诺曼顿号事件的机会上蹿下跳，不但号召掀起了大同团结运动，还提出“地租减轻，方论、集会自由，修改外交措施”等三大建议，自由民权活动死灰复燃，大有再燃熊熊火焰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