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举步为艰（四）

西乡隆盛冷冷地说：还有我呢！

从情感上，西乡隆盛应该是偏向岛津久光这一方的；从理智上，他却坐在山县有朋的大腿上。建立一支中央集权制下的国民军，尤其具有侵略性的军队，单独从那200万人中选取，是远远不够的。在近现代化的火器的大量运用之下，经过十几二十几年磨砺出来的武士，并不比一个经过几个月训练的普通“平民”好得上多少。而且，不打破四民地位的禁区，不让农工商们有国民感，便没有全民的支持，也难以在日后侵略性战争中大量动员兵力。

由此只能推出一个结论：新的军队征集方式势在必行。

在西乡隆盛的大力支持下，《征兵令》最终得以实行。其主要内容是：年满20岁的男子，必须经过抽选服3年的常备军兵役（类似于义务兵），服役完毕后转为后备军。体弱者、有病者、一家之主、家族的继承人、政府官员、兵学寮学生、官立学校学生则不在此范围，其它人甚至也可以通过支付270日元的“代人料”费而免除兵役。

《征兵令》实施，就象某些专家关于不能提升所得税的起征点所找的理由一样，许多原来没机会给国家做贡献的人，终于有机会为国家作贡献了。但是，刚刚“平等”了的许多日本人并不买账，许多人钻空子免除兵役，因为反对征兵令因酿成的血案也不在少数。待到后来宣传逐渐到位，士兵生活条件、待遇也有了大幅度提高，至少比饥一顿饱一顿的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强时，这种现象才慢慢地消失。

留守政府干的第三件大事是制定了国立银行条例。明治四年六月，由大隈重信主持制定的《新货币条令》出台，确立了金本位制，正式采取了日本近现代的货币单位——“円”，并参考美国的国家银行法的条例，制定本国的银行条例。尽管这是早就酿酝之中的事，但由于出台时间的明治五年十一月正好是留守政府看管政事的那会儿，把它的功劳算在留守政府的头上，也不算过吧。

银行条例发布后的次年七月，株式会社第一国立银行开业——名为国立银行，实质却是明治政府通过整合三井组、小野组的银行，向里面注资了244万円而重组成的民营银行——第一代行长是从大藏省内部斗争中下台的涉泽荣一。

明治五年八月二日，留守政府以太政官第214太政官第214号令分布了“学制”，亦即教育方面的法律。学制效仿法国的做法，按地区把全日本分为8大学区，（后压缩为7大学区），每大学区设置大学一所；1个大学区内包括32个中学区，共设256所中学；每个中学区设210所小所，共设小学53760所。

学制对学校的种类、学生年龄、修业年限、义务教育等问题做了详细的规定。比如教育机构的等级分为最高学府（大学）、高等教育机关（师范学校等专业人材的培训学院）、中等教育机关（中学）、初等教育机关（小学）；小学分为普通小学、女儿小学、村落小学、贫人小学、小学私塾、幼稚小学、残废学校等；小学招收的是6~11岁的学生，小学校上等科（类似初中）的学生实行4年制，学生年龄10~14岁……

此前日本的教育诸藩各自为政，差异较大，因人而异。只有少数士族阶层能在藩学校里就学，少数经济条件好的人只能在私塾就读，而绝大部份人根本上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全国教育的的软硬件条件都可以以“极为糟糕”来形容。在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搞上几万所的学校，留守政府的规划不可谓不宏大，甚至宏大到异想天开的程度。

然而，就在学制公布之后的1年间，12558所公立私立的小学校拔地而起，其发展的速度令人咂舌。到了明治十九年（1886），明治政府发布《小学校令》和《帝国大学令》时，日本教育体系已基本上架构完善。

尽管我们一直认为日本是男尊女卑的社会，深为咱们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而自傲。然而，就在明治维新的初期，女子教育也受到了几乎同等的重视。此次岩仓使节团的队伍中，就有把大山捨松（12岁）、瓜生繁子（10岁）、津田梅子（8岁）等女留学生。为鼓励女子读书，明治维新政府设立了女子教育奖励会，并于明治七年设立了女子师范学校。

重视教育、国民接受的总体教育水准较高或许是明治维新成功的最为主要的因素之一，也是二战后日本能够重新崛起的基础。抄书者无意想改变某些国人认为日本人流氓的看法，但还是要说一句：就算是流氓，也是有文化的流氓厉害一些啊。

从明治四年设置文部省开始，到明治四十年的三十六年间，明治政府就教育的政策进行了八次的调整，从无到有建成了类门各齐、深度较深，广度极广的教育体系。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不应该是个口号，而是应该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在咱们一天天的有一搭没一搭地渡过，那些被地震震塌、没有基础的教室却先变成谣言，又变为传说，最后演变成神话的时候，看看日本人当年埋头搞教育的苦劲儿，抄书者又能说什么呢？

留守政府在机构、军事、财政、教育方面都有了动作，下一个开刀的对象便是土地了。

明治三年，神田孝平提出了《田租改革建议》，指出各藩的地租税不平衡，建议重新测量田地，摸清楚到底有多少家底，重新调整各藩应上交租税。

此时穷得叮铛的明治政府主要经济来源依然是农业，租税的收入就是命根子，重新测量田地，调整租税和税率，自然是必需的。可对刚刚变成藩知事的旧藩主来说，这跟要求的官员们搞财产公示差不多，简直就是迫自己裸奔，那是万万不可的。

所以神田孝平的贴子根本没人顶贴，自行沉水了。

第二年，废藩置县实施。藩知事们一个个被摘了帽子，下岗回家白领薪水、哄老婆孩子去了。

直到这时，土地的改革才具备了推行的条件。

明治五年二月，作为土地改革试水的第一步，田畑永代卖买禁止令被废止。

明治六年（1873）七月，以天皇的上谕下达的《地租改正法》和以太政官第272号令颁布的《地租改正条例》公告于天下。《法》和《条例》主要规定有：将原来的收获量为纳税标准，改为由收获力而确定的地价为征税标准；税租为地价的3%；改以村为科课单位为以土地所有者为单位；原入会地——亦即村屯的公共地则因“持有人不明”被没收为国有地或御料林；改实物地租为货币地租；全国实行统一的制度、统一的标准；地租改正工作从明年开始等等。

次年，地租改正工作正式实施。

由于担心检地受到农民的反对造成大的骚动，明治政府让农民自己申报、自行丈量土地、计算面积，估计产量，报地方政府备案。地方政府则派员按照大藏省、内务省制订的小册子对其进行验收，验收过关的，发给“改正地卷”，以证明所有者对这块土地的合法所有权，并作为征税的依据。

明治政府的官员们辛辛苦苦地忙活了一年，本指望会有个漂漂亮亮的账目。没成了第二年秋后一算账，居然连预定的租税任务都没能完成！

对此负有责任的大藏省和内务省一下子炸了锅了，你批评我不作为，我批评你不出力——地租改正业务本来是大藏省租税寮负责推进的，但土地测量部门却掌握在刚刚设置不久的内务省的手中。两省的分离本身就是高官们斗争的结果，两部门配合之糟糕可想而知，又加上以地主申报、政府复核的方法推进“改正”，地主们肯定不会足额自报。出现没完成任务的情况，一点也不奇怪。

明治八年（1875）四月，明治政府从大藏、内务两省传门抽人联合成立了一个临时性的“地租改正事务局”，以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和大藏卿大隈重信为事务局总裁，大藏少辅兼租税头松方正义为局长，主持推进地租改正工作。

各级地租改正事务局对地主的态度也由缓和趋于强硬，不承认农民自已计算的劳动力和成本折合费用，统一按官价来对地值进行评估，对土地数也派员重新进行测量。

这样一来，农民们不答应了。

早就政府实行宽松政策的时候，山形县就爆发了有3万多人参加的抗议入会地编入官有地的活动。严苛政策推行后，各地的一揆活动更是风起云涌，尤其是地租改正事务局推行强硬政策、第一次向农民伸手摘果子那年（1876）十一月，茨城县、三重县、爱知县、岐阜县、堺县、熊本县本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爆动。

由于这些一揆都是因地租改正而生，所以亦称为“地租改正反对一揆”。

民怨是如此的大，又害怕因为百姓一揆跟正在没落中的士族们联成同一战线，明治政府不得不稍稍放低身子，把3%的税率降到2.5%，但既定的地租改正政策依然推进。农民们得了些甜头，闹得也不怎么凶了，尽管之后仍有大规模的骚动，比如说明治十四年的群马县入会地骚动等，但地租改正工作还是相对平稳地推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