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举步为艰（二）

或许，我们不应该嘲笑前人。就算是到了二十一世纪，有那么一些中国人，不照样干着硬要用骡马拉火车的蠢事？

十几天之后，江户无血开城。与之同时，大木、江藤两人和稀泥式的两都案得到通过——两都案在表面上来说，没有降低京都的地位，不过是把江户“提拔”作陪都而已，这比直接迁都更能让保守派接受一些，通过的难度自然也就小一些。

自木户孝允和大木桥任七月七日提交江户适宜建都的报告后，江户建都的步伐大大加快了。七月十七日，天皇下诏书，将江户改为东京；九月二十日，明治天皇“东幸”，前往东京；十月十七日，天皇下诏，宣布皇国一体、东西同视、万机亲裁。

在这一连串眼花缭乱的动作之后，东京建都已成事实。

次年三月，天皇再度东幸。维新派们以方便处理政务为由，把太政官机构迁到了东京；没过多久又把天皇的老婆孩子（明治天皇这会儿还没孩子）都搬了过来。

自此，东京便成了天皇的主要舞台，京都的还幸变得遥遥无期起来。

在这之后，刑部省、大藏省、兵部省等京都留守机构一个接一个地被撤消了，原京都中央级的行政管理机构不复存在，留守官员们要不就是下岗，要不就是分流到京都府里面任闲职养老。到明治五年（1872）天皇回京都的时候，人们已经天皇的“还幸”当成“行幸”了。

就这样，维新派们的温水煮青蛙的方略成功了。

维新的步伐是不会停止的，下一个青蛙又是什么呢。

明治二年（1869）一月十二日，萨摩、长州、土佐、肥前4藩联合向新政府提交版籍奉还的建议书，或许是明治维新中最为凶险、最为艰难的一步棋——收权于中央工作，就此展开了。

之所以说它是最为凶险、艰难的一步棋，那是因为这是要从实力派口中夺食的勾当。然而，它也是必须要走的一步——如果不能收权于中央，实现中央集权制，仍保留诸侯封建制的话，维新工作便无以为继，就算是有多好的设计也是白搭。

头一年发布《政体书》明确了大名领地的称呼为“藩”（之前的这个藩那个藩不过是习惯约定的称法，并非官方称号），而大名们则换个头衔，叫作“知藩事”，其它的基本不动。

知藩事也好，藩主也罢，换个名字啥的当然影响不了藩主们高高在上地大呼小叫、吃喝玩乐，这把火看起来烧得不疼不痒，谁也没放在心上。

他们没想到，第二把火很快又来了。

明治元年十月二十八日，新政府要求各藩实行行政跟家臣分离，设置藩治职制：那啥，以前嘛，藩主们都是通过家臣团管理藩事务的，公私不分，政企不分嘛。从今以后，私人归私人，公家归公家，实现两驾马车，分别管理的原则。要进藩政府，那得专门招考啦。

新政府这一手，是向锅底添柴的高招。知藩事们虽然可以让家臣们身兼任两职的“下有对策”，达到貌似换汤不换药的效果，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得到解决。它牵涉到藩政府中的官员们为谁打工，领谁工资、戴谁的帽子的身份转换问题。在藩政府担任职务的家臣完全有理由以上级政府命令的名义，拒绝向原来的主公个人效忠、执行其个人的命令，从而使得知藩事们无法在藩事务中拥有以往那样绝对的权力，而沦为新政府麾下的职业官僚，而且还没有世袭权！

新政府的第三把火便是这个劳么子版籍奉还了——这设想是姬路藩的酒井忠邦最先提出来的，他是利益于佐幕的原藩主酒井忠惇受到强制隐居而上台的，早就急不可待地要向新政府跳忠字舞了。

版籍奉还中的“版”，指的是“版图”、“领地”，“籍”便是“户籍”、“人口”，综合来讲，就是把领地和人民奉还新政府，为建设日本美好明天做贡献。

您也别瞅着萨长土肥几藩的高风亮节而可劲的赞美，那完全是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人已经完全架空了老藩主，且没有藩主—家臣体系的约束之下，连哄带骗捣鼓出来的议案。当后来搞到废藩置县的时候，岛津久光可是气得个七窍生烟，恨不得要啃掉新政府的那些官员们的。

公议所拿着版籍奉还的议案装模作样地讨论了一番，一致认为：此案可行。

明治二年六月十七日，新政府下令实施版籍奉还。

版籍奉还的消息对列藩知藩事们来说，无疑是个晴天霹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认为，新政府取代旧幕府后，顶多不过由将军的知行安堵改为朝廷的知行安堵罢了，并没有预料到新政府会有此一招：“老大，咱家背后还有许多人的一家大小要吃饭呐！”

不满归不满，四强藩都表态了，自个又有什么办法？难不成还象东北列藩一样举兵相抗吗，他们家臣的主战派们的鲜血还没凝固呢！

既然无力反抗，那就干脆享受被**的快感吧。虽说名义上不能世袭，在新政府里混个知藩事当当至少比掉脑袋的好吧？人们都这么想。

于是，版籍奉还顺利地推进了。明治二年，绝大部分藩的改制完成，整个过程中没有闹出什么乱子。为了从精神上给这些“主动交权”大名们一些安抚，新政府授予270家藩主“华族”的头衔，把这些人暂时养了下来。

明治三年（1871）十二月十九，大藏大辅大隈重信提出“全国一致之政体的”施政提案：“同志们，长期的革命战争已经结束了，虽然还有一些***分子在捣乱，已不足为惧。当前的工作重点嘛，应该转移到改革社会，强国富民上来了。我们认为嘛，搞发展，必须从军事、教育、司法、财政四个方面着手，搞活了这四方面，整盘棋也就活了。”

“但是，目前我们的现实情况，府藩县三治制大大降低社会的运作效率。藩因为存在差异性和自主性，其造成的问题最多、最大。我们认为，必须实现三治一致，废藩置县，统一实现官僚中央政府派出制，这样才象打破囚笼，实现真正的大一统。”

大隈重信此话，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他背后站着一大伙子人。他虽是佐贺人，却跟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志同道合，关系密切。一伙子人经常集聚在大隈搞小团体聚会啥，所以被人戏称为“筑地梁山泊”（筑地即公卿府邸之意）。

伊藤博文、井上馨的后台老板又是谁呢？自然就是同藩的木户孝允了。

大久保利通极力反对大隈重信的建议：“废藩置县固然是好，这也是咱们目标。但是，这涉及到200万人的吃饭问题，如果不妥善处理好，是会引起大乱的！没有好的办法之前，我不同意操之过急！”

大久保利通口中的200万人，指的是士族。如果实行废藩置县，除了中上层的士族能在新政府里面安置下来以外，大部分的中下层武士必定失业下岗。这些人就象江户时代被改易而变成浪人的武士一样，只会砍人，分流到哪都困难。如果不事先给他们想好出路的话，以后必定是个麻烦。

大隈重信反唇相讥：“你当是公务员改革啊。企业单位说下岗就下岗，事业单位说绩效就绩效，轮到了公务员，都个屁都不放一个？”

就这样，新政府就下一把火什么时间烧、怎么烧产生了分歧，维新派诸寡头们间出现了裂痕。大久保利通的提议虽显老谋深算，却一嘴难敌众口，急得连连向远在西乡隆盛发电报：“西乡桑，赶紧来帮忙啊！小弟我挡不住了！”

西乡隆盛这会儿在那里呢？

戊辰战争结束后不到两个月，西乡隆盛就回到了鹿儿岛，在郡武村买了块地坡，先后辞去了参政、相谈役等职务，似乎要铁定心要当寓公了。至于他为啥不留在东京当他本应得的中央政府高层，是不是受了什么打击，就不得而知了。

新政府也不好意思，硬塞给他一个萨摩藩大参事的职务，相当于藩政府的二把手的样子吧。

大久保利通的电报，西乡隆盛收是收到了，却只是不理。

大久保利通急了，拉上岩仓具视，写了一封信，让天皇盖了个章，直接跑去找西乡隆盛：“咱们哥儿几个要出国考察了。萨摩藩有头有脸的就那么几个人，你不来看这个场子，难道把场子让给别的藩吗？你不看咱的份上，天皇的面子总得给吧？”他抖了抖那张盖有天皇大印的那张纸。

西乡隆盛慢条斯里地说：“要我去打工，成！但，先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大久保利通如释重负：“有要求你提，要加多少薪水你尽管说。”

西乡隆盛摇摇头：“薪水这事好说。我的意思是，现在的环境太差，治安太乱，反骨仔太多。所以，我建议恢复御亲兵，作为天皇，其实也是新政府的直属军队。如果没有一彪人马当后盾，啥事都干不成，我出山也没用！”

对同样激进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并没有发牢骚，何况他也没有理由反对。明治政府虽然已经成立好几年，政坛的这个江湖却还没有平静过。明治二年的横井小楠、大村益次郎刺杀事件、明治三年的长州奇兵队兵变事件、明治四年的广泽真臣刺杀事件……其场面之混乱，并不亚于幕末。

其中最为严重的莫过于所谓的“二卿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