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明治时代

一 举步为艰（一）

就在戊辰战争打得天昏地暗的庆应四年九月八日，日本改元“明治”，与之宣布的还有“一世一元制”，也就是一个天皇只用一个年号——这是为了省事省钱，还是有什么别的政治含义，就由得各位看官自家猜想，抄书者不置喙。

念过中学以上的中国人都知道，明治时代的主旋律是：维新。

明治维新并非九月八日改元之后才冒出来新事物，它事实上早就开始了。

庆应四年三月十四日，“天皇御南殿，率公卿、诸侯，祭天神地祇，誓约五事：‘曰，广兴会议，决万机于公论。曰，上下一心，盛行经纶。曰，官武一途，使庶民各遂其志。曰，看破旧习，赖天地之公道。曰，求智识於环宇，以振起皇基。’”

誓文是以年轻的天皇的名义发出来的，是三条实美代他读的。不过，稿子可不是他写的，他只不过是照本宣科而已。

大概是在当年一月左右的时候，福井藩的由利公正受命起草新政府的基本方针纲领。

他老兄花了几晚上，加班加点了拟出了个《议事之体大意》共五条送了上去。

由利公正的这五个条款经过福冈孝悌的一审画了个圈，又通过木户孝允的三审又画了个圈。当它最后被送给炽仁亲王手中抄正时，已经面目全非，连名字都改了个个儿，是为所谓的“五条御誓文”。

有意思的是，明治五年四月，岩仓使节团在华盛顿访问时，老外们问起了“五条御誓文”的故事，木户孝允竟然说：“不好意思，咱忘了”。——其实，这只有方向而没有具体内容的誓文，与其说是新政府的执政纲领，不如说是新政府官员们要求天皇向神明给他们写的保证书、承诺书，跟德川家康的《禁中诸法度》类同，是要求天皇遵守的，要天皇给守旧派们看的。木户孝允记不得，当然不奇怪。

再后来，二战结束时，为了表明天皇不是独裁的，推卸发动战争的责任，这五条御誓文还被拎出来当了昭和天皇的挡箭牌。

无论怎么说，这个御誓文是旗帜来着，是丢不得的。所以，这个故事还有下半段：话说当晚木户孝允回到宾馆后，叫人找了本誓文的复印件，连夜背了个滚瓜烂熟。

第二天，当他出现在众人面前时，神色肃穆地说：“昨天晚上我反复熟读了御誓文。御誓文果然是千万年不变的宇宙真理啊。咱们一定要永远坚持御誓文的精神，那怕是搭上性命也要捍卫它，在它的光辉之下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处一个胜利！”

御誓文是写给天皇、公卿们看的，一般老百姓不懂也没有资格懂，懂了也没用。所以，次日，新政府以太政官令的方式，向天下发布了作为新社会行为准则规范的《五榜揭示》。揭示共分五榜（废话，六榜的那叫六榜揭示了），包括“五伦道德遵守”、“徒党、强诉、逃散禁止”、“切支丹、邪宗门严禁”、“万国公法履行”、“乡村脱走禁止”等内容——说实在的，这些个劳么子东西，除了加了些履行万国公法之外，不见得比德川家康的政策高明得多少；而当年不正是这些所谓的维新派或者他们的老板们，带头违反万国公法的吗？

闰四月二十一日，新政府发布了《政体书》。

这份《政体书》是由副岛种臣和福冈孝弟把美国宪法和福泽谕吉著《西洋事情》中的合胃口的条款抄吧抄吧，结合自己的想象炮制出来的明治早期政府的政治纲领和明确政府机构组成与国家管理体系文件。它明确：咱们是以五条御誓文为基根的政府。政府最高长官是太政官，并设两名辅助太政官的“辅相”；立法、行政、司法权三权分立，由太政官下属7官分辖（线头都在太政官手上，这权分得实在不明不白）。其中立法权归议政官，行政权分由行政、神祇、会计、军务、外国5官所有，司法由刑法官实施——事实上，新政府里有发言权的就那么几个人，一个萝卜N个坑。尽管《政体书》规定立法官与行政官不得兼任，所谓的三权分立，却其实是一团浆糊。

第二年，七官的体制改成了二官六省制，到明治四年又改成三院（正院、左院、右院）八省制。总之，就是想拿律令制时代老瓶装新时代的酒，装来装去总是不合适。

到明治十八年（1885年），内阁制度确立，日本的政府机构才相对地稳定了下。

《政体书》还明确了地方的行政体系，即府藩县三治制。新政府于原德川幕府的直辖区或从东北战败诸藩割出部份地盘设置府、县，任知府、知县作为官员来管理地方；及时转向诸藩基本上保留原有体的制——这只是过渡。如果诸藩藩主们知道新政府几年之后要做些什么的话，只怕另外一场战争早就打起来了。

新政府的官员们在拼命的抄书，努力在搭建、重构日本政治体制的同时，另外一个被他们认为列在紧急议程上的事也在积极在推进之中。

那就是迁都。

历史上，日本统治者们迁者的理由是五花八门的，地方太狭窄，风水不好，躲鬼等等。如果不过近千年以来天皇实在穷得太厉害了，连搞个登基仪式都搞不起，只怕京都早就被丢弃几百年了。

在以上那么多迁都的理由中，有一个理由是很政治化的：摆脱守旧派的纠缠，重新洗牌，构建新的政治局面。比如当年的恒武天皇，他一辈子象兔子一样地挪了三个窝，明着是为了躲阴魂不散的早良亲王，事实却是对那些牵手拉脚的家伙腻烦了，想换得地方重搭炉灶呢。

新寡头们急于迁都的意图，跟恒武天皇的想法大抵也是一样：京都里那么一大帮子公卿，坐了差不多一千年的冷板凳，如今有机会翻身，哪能不打破头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呢？别瞅着这些人个个都是榆木脑袋，个个可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主。咱是靠打王政复古的旗号发家的，对这些家伙不应付不行。可是这一应付下来，难道由他们把自己挤走，抢出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不成？

所以，这都，还是非迁不可！

也是在庆应四年一月份，鸟羽?伏见之战刚结束后不久，大久保利通在太政官会议上第一次提出的建议，“伏惟鸟羽之役，虽官军获大捷，贼魁东走，列藩向背未定，外国交宜未全。宜以非常之断，行非常之事也……故今宜改郑重之旧习，施简易之新政，且平安地势狭隘，别为一疆，要非圣猷之地。是以今又宜迁都於大阪，釐革百弊……伏愿主上英明，速赐圣断。”

维新派们第一次迁都尝试毫无意外地失败了，公卿们和京都市民们举起红牌：“咱都在这里住了一千年了，藤原家当政没搬过，源赖朝来了没动过，足利家威风时没跑过，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走马灯咱也没慌过。凭什么你大久保利通一来，就得迁都啊？”

大久保利通眼珠一转，又想出了个新主意：“如今东贼未平，成败未知，请天皇临幸大阪，犒赏三军，御驾亲征如何？”

这个提案倒是顺利地通过了，刚打完人家的左脸又打右脸也实在是太不厚道了，再加上公卿们最喜欢提御驾亲征之类没建树、没营养的意见。大久保利通的建议，实在是“于我心有戚戚焉”，着实找不到什么反对的理由。

三月二十一日，明治天皇在三条实美及一千余人组成的卫队的护卫下，发自京都，于两天之后驻跸的本愿寺津村别院。天皇参观军舰、视察军事准备情况，可能也顺随腐败游玩了一番，倒也忙得不变乐乎，四十多天后才返回到京都。

此时新政府各路大军正迫向江户城。高田藩的前岛密（日本近代邮政的奠基人，亦称日本邮政之父亲）向大久保利通提出：江户经此一番折腾，难免会走向衰落，作为一个大都市，实在是太浪费了。如果要迁都的话，与其迁到没受多大影响的大阪，还不如迁到江户更好些。

大久保利通微笑道：“然也”。

闰四月一日，军务官判事大木桥任和东征大总督府监军江藤新平以佐贺藩的名义向岩仓具视提出：为笼络关东的人心，有效在实现对东日本的统治，应设东西两都，以江户为东京，并在江户与京都之间修建铁路连通，以实现两都的快速通达——话说当年佩里叩门里曾给日本送过火车模型（公园里能坐的那一种，不是玩具），日本人看得眼红得要紧，早就跃跃欲试了。

大木桥任们设想中的铁路的第一段东京至横滨段，在五年后（明治五年，1872）开通，其后大阪至神户、大阪至京都段亦于明治七年和明治十二年建成通车。充满好奇心的日本人争先恐后都购票试乘。据说有个僧人大炎言言：“你有科技，我有神功，火车那有贫僧跑得快？”，便迈开两条肉腿，跟火车赛跑。

当他气吁吁地车站时，对着已经不知道第几班的火车（开始每日只有2班）说：“小样，你快还是咱快？”

10年以后，李鸿章费尽了千辛万苦，修建的唐胥铁路，一开始因“都中言官复连奏弹劾，谓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奉旨查办，旋被勒令禁驶”，只能用骡马牵引。

两厢对比，咱们不由得不叹：真是命苦不能怪社会，国弱不能怪列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