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单单有崇高理想、有高度的爱国热情、敢于献身的精神是不够的。相反，由于他们有理想、有目标、有热爱，使得他们坚信自己的正确，从而更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主张，将一切持反对声音的人列为敌人，不惜向不同政见者轮起屠刀，制造各种不利于大局的事件，造成比普通人更大的破坏，无意识地把国家推向深渊。理想信念越是坚定，能力越强者，造成的恶果便是越大。

抄书者认为，这种占据着爱国者名号的制高点，实行害国之事的举动，其性质甚至比所谓的“国贼”还要严重。因为，从逆向的思维来推断的话，你尽干些害国之事，又怎么能证明你口口声声所称的爱国呢？

对于京都的混乱状况，幕府早有了解。为了应付越演越烈的各种谋杀行为，八月一日，幕府新设京都守护一职，由会津藩主松平容保担任，统藩兵一千镇守，其它的京都所司代、京都町奉行、京都见回役纳于其管辖之下。

那会津藩本来就因浦贺、虾夷地的警备职责弄得山穷水尽，如今又摊上这一档子事，不免有些雪上加霜的感觉；又加上这注定是得罪人的活儿，吃力不讨好。所以，松平容保打了份报告给幕府：这事儿，会津藩实难胜任。

松平春岳却说：“你们会津藩的老祖宗保科正之说过，会津藩是为了守护将军家而存在的。如果将军家有难，你们怎么好推辞呢？”

松平容保一家子哭得稀哩哗啦：“罢罢罢，咱会津藩就这么完蛋了。”

松平容保就任后发现，藩兵只能干军队的活，对那些搞秘密工作、自号“天诛”的暴徒有些大炮打蚊子，事不从心的感觉。

为了确保明年将军家茂上洛时的保安工作万无一失，松平春岳通过了清河八郎招募浪士的建议，于文久三年二月，成立了浪士组。这便是后来颇有人气的“新选组”的前身，在匡护幕府，镇压尊攘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文久三年（1863）二月十三日，在老中水野忠精等人的陪同下，德川家茂自江户启程，动身上洛。这一次幕府出动的护卫部队仅3000人，气势远不如当日和宫亲子内亲王出嫁之时。然由于将军此行是为了与朝廷商谈攘夷之事，对关注时局的人来说，却是更值得关注的事件。

三月四日，上洛队伍抵达二条城。

三月七日，家茂“寻入朝，献黄金百枚、白银千枚、机砚香炉、掩障屏风、掛画锦绵等。亲王、公卿以下献馈有差。”。

天皇接见了德川家茂，两百三十年没见面的将军与天皇相谈甚欢。德川家茂向天皇加大舅子汇报了公武合体以来的工作开展情况，并就下一步的公武合作计划谈了具体的设想，表达了坚决拥护以孝明天皇为首的京都朝廷中央指示的决心；孝明天皇则表示了对妹夫为首的幕府的信任，“你办事，我放心，以前走过些弯路，不要紧，只要改正，还是好孩子嘛”。

孝明天皇还就攘夷与下一步的政改工作作出了指示：朝廷对幕府的大政委任如故，请幕府领好头，带好队，全面做好攘夷工作，把洋人一个不剩地赶出日本去，省得污染了咱神国的纯朴国民们；底下各藩的工作，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幕府尽管放手任他们去做就是了。

三月十一日，为了彰显攘夷的决心，根据毛利定广的建议，天皇与将军一行“幸加茂神社”，“ 是日，关白辅熙以下，公卿扈从，家茂率诸侯，从卫前后，卤簿极盛。”

也是在同一日，自上京以来一直被浪士们迫着要攘夷的松平春岳“病”了。他打了份报告，请辞政务总裁之职，“夜脱还国”。

看来浪士们给这位越前中将造成的惊吓不小，连京都都不敢再呆了。

尽管德川家茂在事后斥责了松平春岳，但是他心里何尝不知道，以此时日本的实力，高层次抵御外侮的攘夷也法实现不了，何况这种不经过大脑的要把洋人赶出去、恢复锁国的低水平攘夷呢？

他很是苦恼：攘夷必须先强国，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朝廷的那些大佬们就是不明白呢？

因为这种认识上差别，朝廷与幕府就政治格局构建问题的交涉开展得非常的不顺利。幕府这边要朝廷从大政委任全权委托和大政奉还二中选一，以甩手不干来向朝廷施加压力；朝廷却要求幕府带头攘夷，却又企图绕过幕府直接向诸藩发号施令。两家分歧宏大，根本谈不到一块。一群聪明的傻子和愚蠢的智者自说自话，这边暗示那边装傻，夹杂不清，攘夷“大计”迟迟定不下来。

为了捅破这屋窗户纸，四月十一日，孝明天皇准备在参拜男山时授予以德川家茂“攘夷”节刀。

德川家茂听到这消息，哎哟一声：“松平春岳的病传染给咱了，咱去不了，咳咳，就让德川庆喜代我跑这一趟吧。咳咳，我也太大意了，还以为这病跟H7N9一样，不会人传染人的哩！”

德川庆喜苦瓜着脸，代将军接收了攘夷节刀，生怕别人找他发表对攘夷的想法，胡混得一会，也哎哟了一声：“看来我也被传染了，不好意思，我要回家隔离去了。”

看着德川庆喜拙劣的表演，浪士们暴发了：“攘夷的大业怎么能靠这种没骨头的家伙呢？我们不愿意跟他共事（‘惰夫不足共事’），强烈要求由天皇领头亲征，将洋人们都赶到海里喂鱼！”

孝明天皇吓得一趔趄，差没摔了个大跟头：谁开这么大的玩笑，御驾亲征？这是闹着玩的的吗？洋人们船坚炮利，沙煲那么大个炮弹，一炮轰将过来，整个人都没了。这么危险的事，谁爱干谁干去，我就在这里当总策划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