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几乎受到所有人的反对，他所谓的盟友却大多是苟且营私、见风使舵之辈，他的失败便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

田沼意次时代已经结束了，但由于他所引起的麻烦还没有结束。

田沼意次失脚后，御三家、御三卿的人们开了个民主生活，决定推举松平定信为老中。

松平定信，御三卿中田安德川家初代当主德川宗武第七子，出生于宝历八年（1759），十六岁那年（安永三年，1774）被陆奥白河藩主松平定邦收为养子。天明三年（1783），他以养父定邦年老退休之故，接手白河藩。

他上任之际，正好赶上天明大饥谨的高『潮』期。为了渡过难关，他带头严行节约，从各地购买米粮，迅速救济灾民，发布勤农训，奖励文武，发展养殖产业啥的，使得白河藩在如此大的灾难中没有发生饿死人的现象，活人无数。当地的老百姓感恩戴恩，把他称为名君。

这也说明，天明饥谨虽然凶猛，若是处理得当，老百姓们未必就要蒙受那么沉重的苦难。

德川诸家把松平定信推上高位，不单是看在他名片上的名君两个字。

当年德川家基意外死亡、将军候选人选秀的时候，松平定信因为年龄合适、办事精练，是大热门人选，却被田沼意次横生生地插上一杠子，西丸丢给了小毛孩德川家齐。

打那以后，他就跟田沼意次结上了仇，意次向东，他偏向西，搞得田沼意次头大如斗：拜托大哥，这里不是联合国五大流氓聚会，您老投反对票，这活还怎么干啊？

这样一个能给田沼意次制造麻烦的家伙正是当前拨乱反正最合适的人选，大伙想。

于是，松平定信便成了首席老中、将军辅佐，接手收拾两派相争留下来的一地鸡毛。

此时天明大饥谨还没结束，粮价上涨到骇人的地步，“天下厨房”大阪的米价接近突破每升一百五十文。江户这边更惨，大米的零售价比平常上海了五六倍之多，三合米甚至卖到一百文钱，还不够半天的吃嚼！

老百姓已然困难到这个地步，幕府却仍在清理田沼派余党，压根没有想到无论哪朝那代的政府都必须负起的一个责任——赈灾。恶德商人却同之前的所有荒年一样，很称职地囤积大米，哄抬粮价，使得“大阪、江户、神奈川、小田原、林田、熊本皆饥”。市民们痛苦地发现，除了饿死以外，如今唯一剩下的出路只有造反了。

天明七年（1987）五月十日开始，大阪市民蜂涌而出，“蜂起侵掠豪富”，将市内二百多家米店砸了个稀巴烂，抢走了所有的粮食。有些人混水摸鱼，冲入有钱人的家中，实施三光政策。

以大阪市民的暴动为契机，市民骚乱迅速向各地蔓延，京都、郡山、堺、和歌山、伏见、山田各地都出现打砸抢运动。尽管“家齐遣吏镇之”，民知必死，便不再惧死，任你如何镇，又有何用？

几天之后，骚乱传染到了德川幕府的核心，江户。

由于大阪等地打砸抢运动的发生，官员开始有所警惕。为免得在江户也发生这样的群体事件，幕府采取了预防措施，强行封印米商们的囤积起来的大米（专制社会做生意也不是容易的事啊，政府要叫谁破产就叫谁破产），计划由政府按统一的价格出售，以平抑米价，消除民愤。

这本来是如假包换的好事。可是，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们并不知道幕府的用意：原来嘛，只要咬咬牙，舍得出钱，米还是可以卖得到的；现如今，拎着袋子跑了几十家的米铺，还是空的，听说幕府把米封起来了，难道政府又要专营大米？还得继续向上抬价？——这倒也怪不得老百姓，平日专干男盗女娼的事还腆着面地吹嘘自己伟光正的人偶尔做件好事，总会让人感觉到里面有什么问题的。

五月十八日，市民们袭击了本所和深川的米店、仓库和富豪的宅子。二十日，赤坂、四谷、青山等町的店铺也未能幸免于难。二十一、二十二日，人数已经增至5000多人的暴乱队伍分着20~30组，在全市四处出没，所过之处一片狼籍。全城乱成一片，富豪们人心惶惶，不知道谁是下一个被攻击的对象。

反应得比蜗牛还要慢的幕府见路数不对，从二十三日开始戒严，为各处岗哨加派人手，还组织巡逻队在街头巡逻，宣布对暴乱分子可不经审判，直接处死；为解决粮食问题，幕府拿出了20万两，在深川、浅草等地设置了四处救济点，发放救济米、钱，又从外地调来大米，按低价出售给市民们。

粮食供应的局面一得到缓解，参加暴动的市民慢慢便各自散去——毕竟大多家人只要能活得下去，也不愿意干这种掉脑袋的活。些许专业混水摸鱼的“闹事人员”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只得偃旗息鼓。

这次规模空前巨大的市民暴乱终于在大棒油条的双重作用下平息了，江户逐步趋向平静。据事后统计，全市被砸掉的粮店有980多家，酒店、典当等各业铺店被毁8000多家，有40多个町被波及，实乃“江户建城以来未曾有之事变”。

天明七年五月份一系列米一揆暴动固然与台上的幕府大老爷们行动迟缓、赈救不力有关，但事件的源头应归过于灾荒、对民生的忽视等因素。这是田沼时代留下来的问题，板子自是不能打到帮忙擦屁股的松平定信等人的头上来。

只是，这一场大风波过后，想必此时的松平定信们也很是茫然：农民不断破产，市民贫困窘迫，武士债台，危机四处潜伏，今后的幕府，将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