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得玩又有得乐，尾张藩的官民齐声赞叹：新的老板就是好。

德川宗春笑咪咪地：好么？那就把这当成长久的政策定下来吧。

于是，就在其它各藩收紧裤腰带，从牙缝里挤钱的同时，尾张这边却是兴旺繁荣，热闹非凡。名古屋城下，鱼枇鳞次的米行、酒行、布庄行、药行及各种游乐设施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东边那处是芝居小屋，日日剧目翻新，满场爆满；西侧这家是杂技团，惊险刺激，尖声不断；北边的游郭内莺歌燕舞，香气腻人；南边的饭店里酒香扑鼻，菜色诱人。中间那一家赌场吆五喝六、钱如流水。各地的有钱人纷纷慕名而来，流连其间，一掷千金，德川宗春的旅游兴藩战略大耗成功。

可这跟幕府正在提倡节俭主义完全背道而驰的，德川吉宗心里自然不是很痛快。当德川宗春于享保十七年（1732）上京参觐交待，准备大兴土木，新建宅子的时候，德川吉宗派人上门质问他：为何在江户沉耽于玩乐？为何在嫡子生日的时候还请商人入江户藩邸，还撤去从德川家康拜领的旗子？为何从来不遵守俭节令？

德川宗春发出嗤嗤的冷笑：这个根本不懂经济学的土包子！消费控制在必要的程度下，是拉动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就只会节省，就只知道从老百姓身上剥括，有啥用处啊。

他不无讽刺地回答说：“别的大名回到自己藩内，照样是奢华无度，四处游玩，阳奉暗为，我至少还没给老百姓惹什么麻烦；请商人入江户藩邸和撤掉拜领的旗子不假，好象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达这样的禁令啊；节俭是个努力的方向，咱们都在努力中，啊，都在努力中。”

由德川家这两位大小掌舵的冲突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执政思想的差别，德川吉宗的政策自不必再说，德川宗春在这一年年初写的《温知政要》中说道：一味的提倡节俭只能让老百姓受苦，伤害人民的积极性；提倡消费不单无害，还能刺激经费发展；设的规定越多，违反的人也会越多，应该采用温和的刑罚；对商业的发展应该予以鼓励，而不是加以限制等等。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除了鼓励发展商业，提倡消费之外，他治下的尾张刑罚也相当的宽松。据说他在尾张期间，没有判处一个人的死刑，一般轻罪也就剃掉头发、眉毛了事。要是摊现在这会，是不尊重人权的体现，但比起动不动就砍头流放的法律，这要算好多了。

可能为了示意对纪州土包子的不屑，享保十八年（1733），德川宗春要搞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水野、木曾山2万人狩猎计划。

家臣们说：“老大，现在风头正紧，幕府盯上你了，还搞那么大的排场，只怕上头又要派人来查了，不如，把规模压小一点吧。”

德川宗春恼怒地把鞭子一丢：“要不就不搞，要搞就要搞大的，压缩规模，算什么回事儿啊。不玩了，回家睡觉去！”

不管德川宗春在尾张干出多大的成绩，胳膊跟大腿的粗细是不用专家们讨论研究的事。在幕府的重压之下，德川宗春被迫对自己治藩的政策进行了修正，拆除了许多Ji院、戏棚，来到江户后也不再那么的高调，老老实实地在自己有院子弄调起人参，扮起乖孙子来。

他的修正主义除了给尾张藩带来经济危机之外，并没有能阻止幕府即将对他采取的行动。给那些对幕府政权不尊重的大名们一个反面教材，树立幕府的威信需要搞倒德川宗春；为了把尾张、水户两家彻底清除出局，敲山震虎也是必须的。水户家的那一档子人都修史书，没露出半点破绽，所以昔日的刺头德川宗春就算真心实意地从了良，也难逃一顿板子。

元文三年（1738），趁德川宗春上江户参觐交待之机，竹腰正武突然废除了德川宗春的政策，向名古屋和岐阜町内征收大量的税金，引起藩内一片大乱。这竹腰正武是尾张家的御附家老，原本一直是德川宗春政策的拥护者，如今突然反水，当是与幕府的秘密工作有关。

幕府随即以藩政混乱、财务空亏为由下令德川宗春蛰居谨慎，并以德川宗胜接替其藩主之位。自此而后，德川宗春一直被幽禁于名古屋三之丸三千坪的御屋敷中（后来有所改善），直至明和元年（1764）死去为止。

整倒了德川宗春，德川吉宗心想，这回没有人再反对了我搞什么备份方案了吧？

德川吉宗的这个备份系统称为“御三卿”，先是吉宗以其次子德川宗武创设了田安家，四子德川宗伊创设了一桥家；到了他儿子，九代将军德川家重时代，又令德川重好成立了清水家，御三卿的体制就此形成。这御三卿都是从三位的职称，都领有10万石的俸禄，家格名义上比御三家低。但在实质上他们并没有独立的封地，不过是领10万石的工资而已。可是，而打那以后，家格“高”的御三家再也没有接近过中枢权力。

宽延四年（1751）六月二十日，德川吉宗去臣，享年6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