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 中兴？（三）
享保四年的这一次相对济令，幕府表面的理由是“财产纠纷案子太多了，审都审不完，别的严重的诉讼案件没时间处理，所以你们自行解决吧。”，实质的原因却众说纷纭。从实际的效果来看，许多武士人就借此机会赖款不还，由是许多人认为那是给武士们赖债的挡箭牌。
所以，此令一出，町人和他们雇佣的水军们哭哭啼啼地在城下拦人者有之，在债务人家门口打着旗子挡门者有之，半路上拉马扯轿有之。大冈忠相等人认为这有失体统，要对町人们加以严惩。德川吉宗心中有愧：人家这么做也是为了拿回自己的钱，不是迫急了也不会这么做了，就放过他们吧。
无独有偶，享保八年（1721），幕府出台的让农民赖账的法令，“流地禁止令”，也是虎头蛇尾。
尽管幕府一直都严禁土地买卖，然上有对政策下有对策，土地流转仍以“质流”的方式发生流动——商人们向农民放贷，期限约2~3个月，超过期限不还钱的，抵押的土地便实质上归债权人所有。这样一来，土地越来越集中了有钱人的手中。
商人们竟然敢把手直接伸到自己的饭碗中，幕府当然怒不可遏，随即以老中井上河内守正岑的名义下了命令：从今而后，不允许质流的发生，已质流的土地，按每年15%的本金返还，不得收利息。
法令颁布后，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不少骚动。
由于名主没搞普法教育啥的，天领羽州村山郡长瀞村农民对这风闻的法令自己讨论了半天，自己做出了司法解释：这是政府搞的德政，就是不用钱，也可以把质流出去的土地拿回来的意思。
自认为想法对头的农民们分别涌入46户放高利贷的人家里，半抢半取地拿回他们的320份土地质押证书，还可能把高利贷的人押上街游行示众啥的。
当地的名主见局面越来越混乱，大有漫延之势，只得向漆山代官所求救。代官所手头没有足够的力量，也只好也只好向江户发报请示。
据说，幕府原本打算传唤双方代表到江户对质的，后由于担心引起连锁反应，遂改变主意，令附近的山形藩、新庄藩以扑灭一揆的名义发兵镇压。最后，农民一方共有114人被判处从磔刑到罚款不等的处罚。
不久，越后国頚城也发生了性质相似、规模更大的骚动。150个村的3000多农民聚集起来，“收复”质地，代官所的役人和债权人拔腿飞奔，逃往邻接的高田藩。幕府动用了高田、会津、长冈、馆林藩、新发田几个藩的军队，才收拾得了局面。
仅仅在两年之后的享保十年（1723），幕府便废除这项拍脑袋拍出来的法令。
享保十七年（1732），由于前两年气候和虫灾等原因，西日本的中国、四国、九州严重失收，收成还不到标准石高的四分之一。从次年正月开始，“西南四道大饥”，受灾人口约250万人。
按照德川家纲留下来的章程，幕府开始展开救灾。“吉宗每日男米二合，女一合，以赈救之”。同时，“琉球贡甘薯于萨摩，长崎人亦获之外舶，以种各处。是歉也，赖以免饥者甚多”。
幕府的救灾效果似乎并不是很理想，这一次饥荒仍造成“饿莩十六万九千余人”，有些统计数字达到近百万人之多——每日男人七两、女人三两多，看以熬过最艰难的一段日子没多大问题。但“层层落实后”，能分到农民手上的所剩无几，发放面可能又不大，死亡率高是可以意料的事情。
死的人太多了，有些村子甚至整村人团灭，尸体无人掩埋。至了炎热的六月份，瘟疫流行，又病死了许多人。
城市的下层市民同样受到冲击，米价飞涨对他们造成的影响还在其次，最可怕的是，竟然有钱也买不到米！有门路的米商人从幕府手上取得了垄断专营权，囤积为奇货，高价出售。忍无可忍的下层市民最后发动了大骚动，捣毁恶德商人的商店，抢夺大米，并要求幕府放开江户米市场，确保江户的米供应，平抑米价。
元文三年（1738），岛取藩因雨水问题造成减产。事实上，欠收的情况并不是很严重，大概减少正常年份的百分之十左右的收成。但是当时的藩主池田吉泰除饶有兴致地看中麾下的米村派与物头派斗法，无事搞搞震之外，就是收集能乐的面具，根本没人管理藩政。
那么点的小灾，没人去救，搞得许多人背井离乡，外出乞食；年贡却是一合米都不能少，不少农民由交不足年贡被押入了大牢。民众的不满情绪在不断地积累，八东郡东村的松田勘右卫门等一些不满者开始在因幡、伯耆四处串联，谋图组织一揆。
元文四年（1739）年二月十九日，因幡岩井郡的农民首先举事，随后向八东郡移动，次日在西御门村与松田勘右卫门等另外一伙人合流。一揆们烧毁了被他们认为是走狗的若樱村大庄屋木岛市郎右卫门的房子，向鸟取城进发。一路上不断有民众加入，人数迅速增加。
与之同时，接邻伯耆的2万多农民也被发动了起来，前来与因幡一揆会合。由于路上没停下来搞些烧烧抢抢什么的健身活，所以路远的他们反而比松田勘右卫门到得早。
二十三、二十四日，总数共5万人的各路一揆陆续赶到岛取城外的千代川集结。官方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阵势，慌了，镇压？闹不好还不知道谁镇压谁呢，还是先谈判，拖拖时间再说罢。于是，藩当局一边罢除了现任郡代米村广当，令其闭门思过，以缓和民众情绪，一边派町目付前去与一揆们商谈条件。
二十五日，新郡代松井番右卫门答应了一揆们提出的减免年贡、救灾等12项条件。少部人回家了，但大半人还留了下来，提出了新的条件。据说松井番右卫门为了摆脱危机，也一一答应了。
到了二十七日，大部份一揆参加者都散去了。藩政府见时机已到，马上秋后算账，展开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当天，潜伏在鸟取城下的松田勘右卫门等人被捕，其它出头露面的几十人也先后落网。在调查中，藩政府还发现有不少武士是一揆的同情者，甚至与一揆首脑们互相连通，这让池田吉泰很是紧张了一阵。
一年半之后，松田勘右卫门被处以死刑，其余相关人众40余人被追放。这起被称为藩政史最大规模的百姓一揆就这样被镇压了下去。
这并非是德川吉宗执政期间的一起独立事件，就在一年前（1738年）的九月份，磐石平藩发生了有2万多人的一揆运动，反对藩主内藤政树的重税苛政；几个月后，但马藩生银矿的矿工发生暴动，拎起武器跟幕府直接干仗。幕府出动了十几个藩的兵力，才将起义平息。
由此而观之，德川吉宗治理的天下，实在算不上什么平和。
尽管有着那么些瑕疵，德川吉宗仍因享保改革被人们称为英主，“米将军”的诨号里面更多是的褒奖的含义。抄书者对此很有想法：享保改革真的配得上那么高的评价吗？
不需争议的是，德川吉宗的节俭、上米制、五公五民制、定免法确实比较有效地解决了幕府财政困难的问题，使得幕府不至于提前破产；他设置的目安箱，建立小石川养生所、卖米令也能一定程度上缓和民众情绪和矛盾；他对外国书籍、技术流入的开放也使得日本紧闭的大门开了一丝缝，促进了兰学的发展，从而使得日本不至于落后于世界太多；他推行的鼓励农业也颇有成效，尤其是甘薯的种植推广，在荒年中拯救不少的人命；他实行足高制，打破门阀层的垄断，提拔中下层武士中的人材，坚持能力至上也具有进步意义。
大体上如此，也仅仅如此。
从反的角度来看，又是如何呢？
他固然缓解了幕府的财务危机，但解决之道基本上是靠把问题转嫁于农民头上的。五公五民制（一开始搞的是六公四民制）加剧了对农民的盘剥；定免法貌似公平，实质上却是幕府旱涝保收，农民看天吃饭，名义上有灾年减免条款，操作上却很难实施；流地禁止令不仅没能使农民得到收益，反而引起大骚乱，虎头蛇尾，惨淡收场。
他不顾现实，采用打压商业，补贴士农，对商业实施统制，持续抬高米价。这固然有利于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的稳定，却也压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也减少幕府的收入。事实证明，这些努力最后都是徒劳。经济的运行有自己的规律，依规律行事才是根本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