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有两种“武士道”理论摆在我们面前，虽然山鹿素行与山本常朝都把“忠勇”作为武士道的基本构件，其本质却是截然不同的，那一种才是真正的武士道精神呢？

抄书者个人的答案是：两者都是。

武士是应暴力之需而生的，从平安时代的社会底层一直到取得政权的过程更是充满了杀戮与血腥。即使进入了江户时代总体上和平的时期，这种性质也从未改变过。日本自然灾害多发，生存条件恶劣，人们朝不保夕，见惯了死亡，也就失去了对生命的尊重，轻生尚死也就成为了习惯：既然不知那日便死，何不找一个堂而皇之、流芳百世的理由去死呢？

山本常朝的武士道理念，与其说是理论，不如说是总结与概括，是对武士的实质、日本人生死观的总结，是对武士道精神内在要素的概括。我们没有必要指责“军国主义”如何如何歪曲与利用武士道精神，它的本源思想本来就是那么的残暴冷酷。

自镰仓时代之后，武士们逐渐进入了统治阶层。他们已经不是昔日的关东草芥，而是江户的一等公民；也不再只是为田界水源打杀的莽夫，而是四民的楷模。为了适应自己身份的变化，武士们需要为自己不变的本源思想寻找适合的外衣，为自己涂脂抹粉。

于是，化妆师山鹿素行出现了，他以各式的圣人道理为武士们上了一层厚厚的粉底，遮住了他们青面獠牙。

山本常朝描述的是武士道精神的“里”，山鹿素行粉刷了武士道精神的“表”，而最终将两者揉合起来的，却是武士阶层已经消失后的明治维新时期的新渡户稻造。

从新渡户稻造的简历来看，他算不得是一个狂热军国主义者。然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国力蒸蒸日上，对外扩张顺利，民族沙文主义甚嚣尘上。在此环境之下，日本国内能够保持清醒的人并不多，新渡户稻造却不是其中的一员。

作为一个教育家，为了振奋民族信心，他写了本《武士道—日本人的精神》。在书中，他总结了武士道的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七荣七耻”），告诉人们武士道是源于佛教、神道教和儒家理想的道德，是符合伦理的、高尚的道德，应该作为日本人的整体精神而存在；他向世界解释，切腹与复仇并不是野蛮行为，而是忠义与参透生死的体现……

自此而后，武士道便成了与日本密切相关的一个名词。当日本的战车碾过亚洲各国的时候，武士道更成为杀戮、偏执、残忍，疯狂的代名词，直至战争结束后数十年，这个名词尚被受害国家的人民所切齿。

由一桩血案引发的对儒学在日本传播、武士道的讨论就此结束，且让我们回头看看那四十七位刺客——事实上是四十六人，足轻寺坂吉右卫门于半途开路了，刺杀成功才溜之大吉的举动很令人费解，有人解释那是为了刺客们的事迹做见证——的命运如何罢。

大石良雄等人将吉良义央的首级拿到泉岳寺前拜祭后，向大目付仙石伯耆守久尚自首。

德川纲吉头很疼：“要报仇就报嘛，报完了仇就自杀了嘛。你们私自结党、暗杀了幕府的官吏，我若是放过你们，自乱法度，日后还怎么管束部下？可是现在舆论都几乎一边倒地倾向你们，要砍掉你们脑袋，又岂不是显得我太过于独断专行，对群众呼声漠不关心？真是麻烦到家了！得，先把你们关起来，看看舆论的风最后怎么吹再说吧。”

同情刺客们的风向没有改变，尽管柳泽吉保在一边恨恨地说：“半夜闯入人家家里杀人，当盗贼有什么区别”，评定所还是提出了偏向刺客们的处理意见：为内匠头报仇而成立的组织不算结党；内匠头家臣是忠义之人，以关押教育为主，以后赦免；吉良家怯战者护主不力，应该处斩；上杉纲宪在父亲有难时不去抢救，应没收领地。

上杉纲宪心里暗骂：“我死了老爷子，我听幕府的话，不去找刺客惹事，不去‘喧哗’，竟然还要没收领地，这是啥王法？政策不是左就非得右吗？好吧，你告诉我，我怎么做才算是不犯法？“

德川吉纲也没同意这个提议：义也罢，不义也罢，刺客们毕竟是违反了自己定的规矩，也违反了喧哗两成败的武家潜规则，要放也不能由自己放，只能从其它的渠道想办法。

为此，他找到了公弁法亲王，看看有没有从天皇那边下达赦免令的可能性。

公弁法亲王却说：他们行的是义举，应该放。但，如果放了之后，他们当中有人当了不义的事，岂不是玷污了这次义举？不如给他们武士的体面的切腹，还可以给后世留下一段佳话啊。

盖棺才能定论，为了树立一个典型事迹，47条性命是有必要的。所以，刺客只有死路一条。

元禄十六年（1703）二月四日，46名刺客切腹自杀，与其主浅野长矩同葬于泉岳寺。其后人，大多数被流放。

在他们死去之后，幕府也给了他们一个迟到的安慰奖：吉良家改易，吉良义周被流放信浓国。两个大名家族就此烟消云散，真是“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