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他坚持认为自己是儒者，但他老兄所著的那些《武教本论》、《武教全书》地摊书固然是军事爱好者的宠物，跟朱子学却没多大关系；《中朝事实》，也是为了跟满清拍板砖，争谁是华谁是夷，谁应为中心王朝；关于朱子学的研究专著，一本都没有——正儿八经地说，倒不是没有，《圣教要录》倒提有朱子学，却是把它当成批判对象，说它歪曲了儒学的真谛等云云，在幕府看来，这分明就是一本歪理斜说。

可能是长期不学政策、用政策的原因，这位爷的思想也变得越来越反动了，竟然参加反动组织古学派，还敢写反书。如此大逆不道，当然也就被幕吏们捂着嘴巴拉走了，流放赤穗。

他并没有气馁，继续在赤穗兜售他的私货。

他大概没想到，原来赤穗才是他的市场，他的蓝海。在这里，老板浅野长矩把他知音，大批赤穗的藩士把他当老师，连大石良雄都拜倒于他的门下。虽说是流放，却比当日无人唱和的日子好过多了。

山鹿素行在这里兜售的是“士道”的理论。按幕府“士、农、工、商”的阶级划分，士即使武士，所谓“士道”，亦即武士道。

对于何者为道，山鹿素行上来就占了制高点：“道者日用所共当行，有条理之名也，天能运，地能载，人物能云为，各有其道不可违。”道啊，就是事物日常运作的准则，天、地、人各有其道，是不能违背滴。“道有所行也，日用不可由行，则不道”，道是这么要求的，在日常却不这么做，就是无道。要是大家都无起道来，天地也跟着玩耍赖，这世界就玩完喽。

说明了什么是道，为什么要守道，山鹿老师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本拿油纸包住的《山鹿语类》，开始给我们讲起了武士的道：“请大家翻到课本的《士道篇》，课时太紧，前面的就不讲了。圣人说，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看大家伙儿都犯困，咱也不背书包了，直接的说吧，天地万物以诚而立，道德仁义礼乐等等品德因诚而行，没有诚，谈不上忠，谈不上勇，无所谓仁，无所谓礼……所以，诚为士道的第一要素，大家伙儿都明白了吗？”

大石良雄一干人等都在大眼瞪小眼中。

山鹿素行说得兴起，也不管众人懂是不懂，继续吐沫四飞：“能做到诚，还要知职分。什么叫职分？凡所谓士之职，在于省其身，得主人而尽奉公之忠。交友笃信，慎独重义。然而已身有父子、兄弟、夫妇达等不得已之交接，此亦天下万民悉不可无之人伦……就是说为人要知道自己的本份，要对主人忠诚，交友要讲信，讲义，父母兄弟夫妇的人伦也不可偏废滴。至于说农工商三民嘛，他们地位低下，没空研究什么道。当然，有你们在，他们根本不需要懂什么道，有谁违反人伦规矩，速加惩罚，以待正人伦于天下……”

领着十石二十石固定工资，肚皮饿得咕咕叫的武士们一听这话，胸脯都挺了起来，齐声说是。

“总之，你们就是主人坚定后盾，是国家的支柱。所以你们要保持尚武的作风，要读书、练武艺，学兵法，修自身，切不可懈怠……总而言之，诚、职分，尚武就是士道的核心，这是上课的重点内容，必考题，至于其它的细则嘛，你们自学就可以了……下课！”

听了山鹿老师的讲课，大家交头接耳，这武士道看来也没什么，很和谐，很健康嘛。

前面说藤原惺窝的漏了一段。

文禄庆长之役前，朝鲜派使团前来与日方交涉，藤原惺窝作为日方代表之一前去与朝方接洽。朝人有人说道：“子释氏之流而我圣人之徒，拒之尚无暇，反为不同道者谋，岂非犯圣人之戒而自陷异端？”你光头我戴帽，不是一条道上的，踹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跟你谋事？

这让藤原惺窝很是郁闷。

庆长三年（1598），藤原惺窝认识战争中被俘朝鲜学者姜沆，受其影响甚大，并在姜沆的指导下注解四书五经。咱们也不晓得他的思路历程是怎么走的，只知道，两年之后，当德川家康召见他讲学的时候，他穿上一套自制的“儒家”摇摇摆摆去见未来的将军大人。

德川家康大笑：“老弟，玩什么奇装异服啊。”

他严肃地回答道：“我这是要弃佛从儒了。”

从那以后，藤原惺窝便在京都开设学堂，培养学生。座下弟子林罗山、那波活所、松永尺五、堀杏庵等四人被称为窝门四天王。

这四天王中，声名最盛者自然就是林罗山了。林罗山不止继承了他老师的衣钵，还在藤原惺窝的推荐下，受到德川家康的重用，成为幕府智囊团中的重要人物。

在林罗山的推动下，朱子学走向实用化，变为官方学问。

流入日本的儒学流派自然不止是朱子学，进入十七世纪中后期，阳明学派与古学派开始在民间流传。以中江藤树、熊泽藩山等人为代表的阳明学派捣鼓的是王阳明的心学，主张知行合一；而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古学派中人却有许多原是朱熹的粉丝，拎本《朱子语录》读着读着就读出问题，想不开了，翻翻论语原本：“喔，原来这才是正宗的啊，敢情咱们读了那么多年书，都是上当了”，于是由爱生恨，迅声大呼：要求复古，儒乃孔子之儒（孟子因为老是宣扬“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反动思想，历史是不怎么受日本人见地的），跟他朱熹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