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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武士?道(三)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日本,儒学并不是一个专门的学科,而是佛学系底下的一个专业而已。

由于这种佛儒合体的特性,在镰仓时期形成的早期武士道,是释伽牟尼+孔丘为主要材料,再抖落点少许神道教的精神作调味,用日本自有的乾坤大挪移手法爆炒的大杂烩。

佛教中对武士道影响较深的派系是禅宗,禅宗入门要求简单,便于大规模推广;修行要求严格,利于砺练意志;不变的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佛教基本精神,让武士们能看透生死,无论是砍人还是割自己的肚皮,都是那么一往无前。

上理论课的是释伽牟尼,上行动课程的却是孔丘老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些个词,抄吧抄吧回来,让理论家们分析分析,提出武士们的七荣七耻:以忠诚主君为荣,以背叛主君为耻;以尚勇崇武为荣,以贪生怕死为耻;以遵守义理为荣,以不讲义理为耻;以仁慈宽容为荣,以残暴无情为耻;以守礼知书为荣,以耍泼骂街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胡诌欺骗为耻;以爱惜名誉为荣,以自拔羽毛为耻……等等等等

当然,以上概念基本后世提炼出来的,镰仓时代的早期武士道没有那么系统化,也缺乏理论基础。换句话来说,已经有了实践的经验,如“武者之习”、“兵之道”、“弓矢之道”等等,但是没有经过理论化、系统化、纲领化,只是一串散落的玻璃珠子。

这里要指出的是,武士们干的活儿跟佛教徒、儒学者们要干活的是完全不搭价的。他们要砍人,佛教徒要成佛,儒学者要治天下。所以,在对孔释两位的思想进行加工的时候,理论家们把许多跟他们行当相抵触的东西给去掉了,“孝、悌、爱、和、平”没了;即便是留下来的仁、礼啥的,也不过是挂着羊头卖狗肉,根本沾不上边。至于佛教中一些派系中严格的清规戒律更是无影无踪——我心有佛,我自礼佛,我便能成佛,别的嘛,就不要讲究那么多了。

儒学被佛教打压了近上千年,最后作为一个学科独立出来的并不是孔夫子的老版本,而是朱子学。

朱子当然就咱们熟识的那位叫嚷着“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了。他老兄的人欲好象灭得不怎么样,也不知道他老兄到底格了多少物致了多少知,但他与程氏兄弟捣鼓出来的那套儒学的修改版“程李理学”对东亚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还是比较深远的——尽管有些时候他的学说被批“封建社会禁锢人民思想的工具”,是阻碍了中国的历史进步的大毒草。

这株大毒草传到日本的时间大致在镰仓时代中期。那会儿就算是在中国,程朱理学也算是新鲜出炉,麻辣滚烫的,正处于学习宣讲阶段,影响不大。佛教彼时的能量方兴未艾,要搞分科独立,那是办不到的事。

天长日久,统治者们对佛教开始腻烦了:那些个和尚,隔三茬五就制造麻烦,不是搞木头上京,就是集中绝食请愿,要不然就私下斗殴打架,实在是太不和谐了。再加上他们敬的是佛,不是咱老人家。要是哪位高僧宣布咱是佛祖的敌人怎么办——任何思想,只要有利于维护其统治地位,都是统治者的香饽饽,否则就是大毒草。朝廷、将军等当权者们发现佛教对政治的干涉能力越来越大,竟然发展到危及自己地位的程度,这当然是他们不能容忍的。

于是,在战国时代,佛教在政治上的势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学得到了重视。进入江户时代后,儒学迎来他的全盛期。

说到日本朱子学,就不能不提藤原惺窝。这位老兄原来是和尚,曾于京都相国寺为僧。

当时的和尚,修禅以外,学习儒家的著作是选修课。藤原惺窝读了不少儒家经典,肚子里倒也有半瓶水晃来晃去的。

话没说完,马上就给幕吏们捂嘴拖走了——那可是官方的理论啊,能说反就反吗?

让武士道穿上儒家外衣的山鹿素行却偏偏是这样一位背叛者——有意思的是,在元禄赤穗事件之后,另一位古学派中人荻生徂徕骂已经死掉了十几年的他:“赤穗之士,不知义,共杀吉良子,此乃唯山鹿氏之兵法也”。可见所谓的古学派实在算不上一个派,除了反朱子学是共同语言外,

山鹿素行,名高祐,字子敬,号素行。陆奥会津人,浪人山鹿贞以之子,出生于元和八年(1622)。8岁时开始拜时任大学头的林罗山为师学习朱子学,15岁从小幡景宪、北条氏长等人学军学。

他老兄兴趣爱好很是广泛,连神道理论、歌学等各种课程都选修了不少,精不精就很难说了。不过,据说他“十一岁,为讲说《小学》、《论语》、《贞观政要》等书,论辩殆若老成,十八岁从北条氏长学韬略……从学之五年,诸弟子无出于其上者”,倒也是个优等生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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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扶桑—日本自神代至1911年的流水账第6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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