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敏宏度，自幼好学，通于大义”，这是史书对后光明天皇的评价。如果他能够活得足够长，只怕幕府要喝的洗脚水就更多了。然而，幕府并没有阻止他上台，这种顽童式的抵抗对幕府造成的影响也只是心理层面上的，对幕府的实际统治地位没有丝毫的动摇。所以，德川家光并没有在放心上，他关注的是另外一些问题。

民生问题。

德川家康结束了日本的战乱时代，统一了国家。在相对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下，以农业为主的日本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幕府一方面通过禁止农民逃亡、禁止人身买卖（宽永三年）、不允许土地永世买卖等措施，将农民控制在土地上，防止土地丢荒；另一方面亦通过减轻年贡，允许农民控告不法领主、尽力扶持自耕农、鼓励农民开垦荒地等办法，提高农民们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与之同时，农业生产水平生产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据统计，从德川幕府建立到十八世纪初期的一百年间，日本农业总产量由一千八百万石提高到二千六百万石。

生产方式的复杂化使得农民们需要更多的货币，单靠出售自己的剩余粮食满足不了要求。解决了温饱问题头脑精明的农民开始盘算着如何让自己发家致富奔小康的门道，他们在自己开垦的新田里种植棉、烟草、油菜等经济作物，还养蚕、酿酒，制作陶瓷、漆器等手以增加货币收入，从而促进了农村手工业的发展，农村地区由独立自足的封闭状态逐渐被卷入到商品流通的体系当中。

幕府和藩主们对农民们的“不务正业”自然有些微辞，但是农民生产的作物、产品正是维持他们奢华的生活所需要的，而且他们收取的实物年贡也需要作为商品出售以换取货币，既然自己都放火了，对老百姓的点灯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权当没看到——只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少折腾，为政者无需指手划脚，社会自然会波浪式前进，把社会的进步当成统治者的功绩那纯属扯淡。

农民生产的产品除了在本地销售、交换之外，作为地方的特产物还通过藩政府、商人销售到全国各地，流入城市中，与城市的手工业者的产品互补、竞争。

由城堡和城下町进化来城市此时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全国最大的城市是江户、大阪和老牌子城市京都。其中江户由于是中央政权所在地，规模最大。据统计，江户在一七三一年时人口超过一百万，京都、大阪也在三、四十万之间——城市大，一旦出现灾害也大大的了不得，明历三年（一六五三）的一场大火一下子就烧掉了三分之二的江户城，烧死十万余人，起火的原因据说却是仅仅为了火化一件少女的和服！

除了“三都”之外，在日本全国由各藩的藩厅所在地的城下町、寺社的“门前町”、港口的“港町”，宿驿周边“宿驿町”发展而来的“省级”中小城市也有三百多座。比较典型的有金泽、名古屋等等。这些城市的规模相对较小，大的不多十余万人口，小的只有数万。

由于原来的军事用途和“一国一城令”的原因，城市里居住相当大比例的人口为武士阶层。比如江户，因为是幕府的所在地，武士阶层及其仆人差不多占全部市民人口的一半。其它藩厅所在的“省级市”比例略低，却也不在少数。

除了这些喜欢舞刀弄枪的家伙外，城市中剩下的人大多是工匠、少数商人，还有一些摆地摊的小商贩（好象那会儿江户奉行手下没有搞城管的？）和扛大包搬运工。

在这些人中，商人虽然是“四等公民”，小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是越来越滋润。他们被称为札差、挂屋，开设专营的“藏屋敷”，为幕府、藩主、武士们保管、出卖年贡、实物工资，兼营银行、放贷、运输业等等。

发展到后来，一些大商人开设“问屋”，组建同行公会，依靠幕府，垄断了市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据说大阪商人鸿池善右卫门的收入竟可与十个藩相论，三井、住友等商人（这几位爷都是老牌子啊）也都是在全国范围内牌子响当当的人物，踩一踩日本都会地震的。

即使是最伟大的王朝，在其最鼎盛的时候，也免不了有各种利益在华丽的表面下激荡冲突。典型案例便是是李家的天下，年头还是太平盛世，到了年终总结的时候一瞧，半边河山已经改姓安了；第二年的工作计划还没制定，潼关就丢了，君臣怆惶出逃四川，一代美女死于马嵬驿，繁花似锦的大唐只剩下一个苟延残喘的空壳子。

世事无常，变易如白驹，让人感叹不已。

德川幕府也不例外，就在它成立后的仅仅三十年，一些矛盾已经显现了出来。

德川家光的锁国令固然把苍蝇蚊子堵在了日本之外，同时也造成了许多商人的破产，不久后发生的宽永大饥荒（馑）更是横扫了全国，雪上加霜地重创了恢复中的日本经济。在整个十七世纪四十年代，日本全国的食品价格快速上扬，货币迅速贬值。从一六三八年到一六四七年间，铜钱贬值了百分之五十以上。日本经济的波动甚至对邻近国家产生影响，造成中国长三角地区生丝价格的暴跌。

一六四一年（宽永十八年）初夏，畿内、四国、中国发生大旱灾。入秋，北陆地区地区长期淫雨，冷风。全国各地的大雨、洪水、干旱、霜冻、病虫害更是层出不穷，农民们一整年收成都泡汤。加之前几年由九州漫延到西日本的牛瘟，造成了大规模牛只死亡；头一年驹岳火山爆发也造成了陆奥地方的歉收，粮食的形势一下紧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