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锁国（二）
禁教令从一六一二年（庆长十七年）三月开始在幕府的直辖地实施，并在次年以将军秀忠签发的《伴天连追放之文》在全国推行。
在德川政权成立到正式发布禁教令之前，幕府与外国的通商基本上保持来者不拒的态度。事实上，就在大规模放逐传教士的庆长十八年，日本还派出一支以支仓常长为首的使团，千辛万苦地渡过太平洋、大西洋，跑到了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兜了一大圈，甚至还拜见了罗马教皇——派商贸团这事儿虽然是由伊达政宗主持的，他却没有外交权，若没有幕府同意他万万不敢造这个次。做生意要紧，自己的小命却更要紧，别看你是前将军的亲家，他的眼睛可没离开过你的脑袋哩。
也就是在这一年，英国人也来了。他们在平户设下了商馆。
然而，当已经拥有一个长长的教名的支仓常长（菲利普?弗朗西斯科?支仓）从欧洲回来之后，他发现，一切都变了。教会被捣毁，传教士们被放逐，包括有马义纯等大名在内的一大批信徒受到清洗，整个日本的天主教系统象被野猪拱过的红薯地一样，一片狼籍，所有的传教工作都转入了地下。他那引以为豪的教名，如今连提都不能提。
元和二年，德川秀忠重申了禁教令，幕府限定：外国船只只能在平户、长畸两港口停泊（二港限制令），这可以看作为锁国的开始。
元和五年（一六一九年）八月，幕府在京都“焚杀邪苏宗徒五十七人于六条碛”。据说被处死的人实际是五十二人，其中包括四个孩子和一个孕妇。（京都大殉教）
元和六年，以平山常陈为船长、驶向马尼拉的朱印船在海上被英国?荷兰船队俘获。拦截了日本官方贸易船的英荷舰队倒也没有半点不好意思的感觉，竟施施然地押送着平山常陈的船只进入了平户港，英国平户商行还没收了朱印船上的生丝、砂糖等货物。
愤慨的平山常陈向幕府方面强烈控告英荷舰队的海盗行为。当平户藩藩主松浦隆信、长畸奉行长谷川权六组成的调查组前来质问的时候，英国人和荷兰人非常无辜地说：“按理说咱是不应该拦截朱印船的，但是他们私下夹带西班牙传教士，咱这是替贵国清理门户哩！”
平山常陈船上夹带的传教士是奥古斯丁会的“ペドロ?デ?スニガ”和方济各会的“ルイス?フロレスの”二人，尽管他们两人一再声明自己是来做生意的，在英国人和荷兰人的指证和令人生畏的酷刑迫供之下，他们还是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元和八年（一六二二年）七月，平山常陈等三人在长畸以火刑被处死，其余十二名船员被处斩首。
愤怒的德川秀忠决定以大屠杀来警告那些阳奉阴违的人，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捕传教士和教徒及与教会有关系的人。就在平山常陈等人被处死的次月，五十五名与教会有关联的人被处死。之后的两年中，幕府分别在江户、东北、平户等地处死了近两百多的天主教人士。
为了彻底根除天主教的滋生土壤，幕府先后制定和强化了五人组制度（每相邻的五家为一户，相互监视，连坐联治，类似于保甲制度）和寺请制度（百姓必须归属某一寺院，以该寺为自己的“擅那寺”，从而证明自己不是天主教徒），并发动全民告密活动。一个传教士的脑袋在最初值银30枚，到了后期，最高达到500枚。这种稳赚不赔的生意，可比价格飘忽不定的养猪事业保险多了。
此外还有不知道那位神人发现了“踏绘”的甄别手段：把教会的圣像扔在地上，让人们踩过去。若是你不肯踩，那必定是教徒，当然就要死啦死啦的干活了。
由于虔诚的天主教徒并不以死为惧，还以殉教为荣，火刑斩首，不但压不跨他们的精神，反而给教徒们造成了不少的烈士，增加了他们的荣誉。幕府方面后来逐渐改变了以杀为主的惩戒手段，改用以酷刑强迫教徒改变宗教信仰的方式来摧毁他们的意志。
比较有名的一种刑罚叫做“俵責め”，这是京都所司代板仓氏所发明的。您老人家若是不小心跟耶稣老爷子发生了什么关系，就被他塞进袋子里，只露出脑袋，然后用皮鞭猛抽，打得你灵魂出窍，直呼不再串耶稣家的门为止。
另外一种叫做“穴吊るし”的刑罚是长畸奉行竹中重义的杰作：把人倒吊在一个两米深的洞里加以拷打，不高兴还在您老兄的太阳穴、耳朵里扎上几个孔，让你听到自己血滴嗒滴嗒地向下滴的声音。心脏不好的人，只怕会自己吓死自己。
还有一种叫做水刑……喔，这是关塔那摩的事，跟德川家没啥关系。
这些在咱看来简直就是小儿科的刑罚，用天主教徒们身上，效果却十分显著。一六三三年，耶稣会日本管区长代理Cristóv?o?Ferreira在被倒吊了几个钟头之后，终于缴械投降。这位老兄后来还出了本《显疑录》，对基督教加以抨击。
对教会来说，这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
一六二四年，“伊斯把儞亚人来聘，请互市。家光闻其倡邪苏教，却之”。西班牙船被禁止进入日本，葡萄牙人不得在日本定居。
看到老冤家们被清理出场，英国人偷笑了——他们也没笑多长时间，荷兰人向幕府说：天主教在英国也很生猛。
于是，不久，英国人也只好灰溜溜的的收拾行李走路了。
一六三三年二月，德川家光发布命令，禁止奉书船以外的日本船只出海；次年五月，重申。史称此为第一次、第二次锁国令。
一六三五年、三六年，德川家光发布命令，禁止一切船只出海，严禁侨居海外的日本归国，违令者一律处死。史称第三、第四次锁国令。
与之同时，德川家光还在自己修订的《武家诸法度》中增加了严禁修造可渡远洋的大船——看来德川家光铁了心要锁国，准备连自家的大门也不出了。
当然，幕府自身倒是时刻的关注着世界大局的。德川家光后来设立了风说书制度，要求中国、荷兰商船提供各国情报，这项制度一直执行到江户时代的结束。
一六三九年，幕府再次发布命令，规定除了中国、荷兰的船只外，其它国家的船只一律不得进入日本。就连中国、荷兰船，也只能在长崎港通商。
数十年后，又做出更严格的规定：中国船一年不得超过30只，荷兰船一年的配额只有2只。
这样一来，连荷兰人都笑不出了。
德川幕府的态度之所以由一开始的允许传教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最终闭关锁国，说得好听是维护主权完整，使日本免受东亚改朝换代的冲击，阻止欧洲诸国的殖民活动；说得难听就是为了营造一个稳定封闭的环境，确保人们的循规蹈矩，保证自家的政权不受天主教骚扰。“西洋人……不熟悉日本人的作风，行为难以预测且往往无礼……他们只是让将军寝食不安。尤其，他们的不妥协的天主（或上帝）对将军权威构成的挑战是一大问题，这并非神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总之，基督教（包括天主教）象征西洋人在日本的活动与对幕府权力和权威的威胁”。
据说荷兰国王曾跟德川家康打招呼说：“天主教传教士让日本改变信仰来排斥其他宗教；此外，还企图以宗教之争引发内乱。”而且传教士们的书信中也曾描述过“以天主教大名来征服日本是一个可行的办法”，这些赤裸裸的言论幕府自然不能小视。开放固然可以带来丰厚的利益，也也会引导各种不安全因素。在自己政权的长治久安和丰厚的经济利益之间，幕府的将军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咱就只好关起门来当宅男喽。
岛原之乱似乎刻意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