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巴士书屋说:没有收尾的作品并非都是太监文,也许...就好比你追求一个人,最终她(他)并非属于你。

例如,松平忠辉跟二代将军秀忠从来就没有对眼过,一直借其继父兼岳父伊达政宗的力量跟老哥闹闹腾腾,从末消停。

这松平忠辉是德川家康的第六子,据说因为长得丑,刚出生时德川家康只是看了他一眼,就来了一句:“扔了!”——他老兄产量高,不等人接手自己的江山,要是丰臣秀吉,那可得当宝贝一样供着——松平忠辉想必心里委曲:这长得丑那不能怪我,要怪只能怪在老子您头上才是的啊。

松平忠辉后来因玩忽职守被谪迁,在死后更是被流放,辗转于伊豆、飞驒、信浓等地,直到一六八三年才以九十二岁的高龄死去。此乃后事,暂且勿提。

亲藩不和的同时,德川幕府内部家臣之间的斗争也相当的激烈,为此丢掉脑袋的人也不在少数。

一六一二年,有马睛信向幕府汇报本多正纯的家臣冈本大八收钱不办事,随后引发一桩惊天大案。这件案情复杂的案子兜来兜去,落到了大久保长安的手上,最后有马睛信被处死,冈本大信则被做了一道香喷喷的红烧炸子鸡。本多正纯虽未受到牵连,却也因嫌疑而倍受众人的指责(冈本大八事件),名声一落千丈。

两年多之后,风水转回头。有人举报已经病死了的大久保长安贪污钱财,私交外样大名,与朝鲜私通和传播天主教等等。经有司查实,据说从他家的秘室中挖出了大量的金银财富与各色反书。

案发后,大久保长安的七个儿子全部被处死,他本人虽死,也难免被从棺材拉出来,受那一刀之苦,他的后台大久保忠邻也被流放近江——大久保长安曾任伊豆、石见金银矿的奉行,可以分成,家里多有金银并不一定能说明其贪墨。他与松平忠辉、伊达政宗的关系相交甚密,引起德川家康、秀忠的不安,本信正信、正纯以此为契机进行反击,这或者才是“大久保长安事件”的真相。

一旦一国或一派内部发生严重矛盾的时候,为重构凝聚力,暂时抹平裂痕,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发动对外的战争。德川家康深谙此道,当下便照方执药,依计办事了。

当然,德川家康是不敢再去触朝鲜、大明的霉头的,所以丰臣秀赖就得倒霉了:无论是为了降低内部分裂的危险,还是为了给子孙后代拔刺,又抑或是害怕丰臣势力利用朝廷、天主教、一揆们的力量死灰复燃,德川家康都有十足的理由拿他来开刀,也有十足的把握能把他斩于马下——在关原之战后的十来年间,德川家康利用没收、削除、改封等手段,将亲丰臣氏的外样大名们移走,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大阪城周围,形成了一个包围圈。而且,收誓书、立规矩、不断在召集外样大名搞义务劳动以消耗他们实力等活儿他一点也没少干。所以,亲丰臣氏的势力,已是元气大伤。

大阪,日本一度的政治中心,昔日车水马龙、因街上盈满了象前往麦加圣地朝拜信徒一样的各路大名而显得特别繁华的都市,事实上已经成了一座笼罩在落日余晖下的孤城。

在这座日趋末路的大阪城里孤家寡人、事实上的话事人,淀殿,虽然顽固地坚持着丰臣家仍是日本第一家族的信念。然而,除了信念以外,她的才干实在少得可怜。在德川家康步步进迫的时候,她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到处捐钱,兴修佛寺,东大寺、延历寺、北野天满宫等寺社都得过她的赞助。或许她认为,既然活人都靠不住,那只有祈求亡夫在冥冥中的庇佑,才能镇得住咄咄逼人的德川家康,回复自家昔日的荣光吧。

二十六 大阪余晖(五)

德川家康不会把只会把希望寄托在死人身上的淀殿当成一个相同等级的对手,事实上,日本已经没有能与他相抗衡的对手了。他所虑者,应是不想有过于强硬的对手,把他子孙的天下打得稀巴烂。加藤清正等人之死去掉了他的后顾之忧,每况日下的身体也让他有了强迫感。

该是为子孙后代拔掉这根刺的时候啦,他这么想。

当然,他需要一个理由,开战的理由。

一路看下来的看官都知道,这并不是什么很难的事,至少不比拔掉一颗整天折腾你的蛀牙难。

很快,他就找到了理由,那就是方广寺事件。

方广寺算不了什么名寺,至少现在不算。它唯一看点就是寺里的那口钟,据说这口钟“高一丈五尺,径九尺二寸,厚九寸二分,重二万二千贯”,约有七八万斤重,是日本三大钟之一(另两口在东大寺、知恩院)。然则也就是这口钟,成了丰臣氏的催命符

方广寺乃丰臣秀吉在一五八六年所创,寺边设下掩埋着表征他赫赫战功的朝鲜战争中千里迢迢运来的耳冢。不知道是冤气太重还是什么原因,这寺建好还不到一年,就在一五九六年(也就是明使出使日本那辰光)七月的那场让丰臣秀吉差点没了命的地震中,损坏严重。

在这之后大伙儿都很亡,丰臣秀吉忙着打点自己的后事,德川家康忙着争取接班权,谁也没空去管修复的事儿。

到了一五九九年,丰臣秀赖(应该是淀姬的主张)下令开工重建方广寺。然而在三年之后,正在重建中的佛殿与大佛被一场突然而来的大火烧了个精光,重建计划便搁置了下来。

一六零八年,德川家康怕丰臣秀赖闲出乱子来,又见淀姬热心捐助寺社,便说:方广寺是你老爸所建,也该修修了吧——他老兄未必安啥好心,一天到晚的征集外样大名到江户搞义务劳动,消耗人家的精力人力物力财力,省得人家有精神反他家。当然,丰臣秀赖是不好意思叫的,所以嘛,就让丰臣家把钱花到佛祖身上吧,总比花在反对党身上的强。

到了一六一四年,历时数年的广方寺终于修缮完毕。在这时候,出事了。

事情就出在前面提到过的那口梵钟的铭文上。

铭文为精通汉学的南禅寺文英清韩长老所写。那清韩长老为临济宗高僧,在侵朝战争中曾在加藤清正军中效力,见过世面的人,按说政治敏感性不低,所写的东西不应该有什么违禁词才是的。可不管你文笔多好,只要人家想从鸡蛋里挑骨头,那总是挑得出来的。德川家康把手一伸:贴子拿来,咱要审查,看看有没什么违反政策法规的东西!

版主审贴那是天经地义的事,负责监工的片桐且元只好屁颠屁颠地把铭文送了过去。

德川版主并没有亲审此贴,而是把挑骨头的光荣任务交给了金地院崇传和林罗山。金地院崇传后来起草“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是德川家康文胆,有“黑衣宰相”之称,其汉学造诣相当的高;林罗山更不消说,抄书者还没读过日史之前对这个名字就有大名灌耳之感。其人为日本一代儒学大家,德川幕府那一套礼仪制度、理论基础多源于此人手笔,跟咱们今日的理论家有得一比。一六零六年,他与传教士不干斋?巴鼻庵(Fucan Fabian)拍砖,把对手砸得头晕昏花,对上帝产生了怀疑,最后竟然叛教,林罗山的战斗力可谓满分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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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扶桑—日本自神代至1911年的流水账第59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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