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倭寇的踪迹（四）

要说明的是，中日之间此时的来往亦仅限于官方的来往，亦即是被称为“朝贡”的有限制的官方贸易，民间的往来仍在“片板不许入海”的紧箍咒下举步维艰。此种情形被对海禁的全盘否定派作为靶子严批猛打，说海禁引沿海居民穷困潦倒，无以为生，不得不下海为盗等等。持有这些观点的人曲解了“片块不许下海”

的规定，无视没看到前期的海盗大多是真倭的事实，有意识的把早前期与后期的倭寇性质搞成一盘浆糊，从而推导出一堆荒诞可笑的结论。

事实上，从十三世纪一直到十六世纪初期乃至中期袭扰东亚、东北亚的倭寇，确属“真倭”无假。据日本史书所载，日本“而西陲无营，海寇不绝。及足利氏衰，群盗公然远掠，而不能控制。明人怖之如虎至，以北虏、南和并称，警其官省。（弘治二年，一五五六年）乃使人郑舜功来致书于府朝，愬之。义辉答书慰喻遣之耳”——连日本人都承认有大量日人为盗的事实，有些人又何必急着给他们刷白呢？

这些前中期的倭寇，完全可以断定以掠略为目标没有半点反压迫反剥削性质“行货”倭寇，他们存在的意义除了给别国的安全造成影响，对平民造成伤害，为祸人间之外，没有任何正面的作用，决不可将他们与后期倭寇混为一谈。海禁政策是倭患之果，却非造成倭患之因。

既便是后期的倭寇，他们的性质也值得商酌。“片板不许入海”不过是口号而已，从真正落实到《大明律》及其它法令来看，大明要限制的是民间与外国的来往，对沿海居民赖以为生的渔业并未加以严格的约束（有时候政策执行得相对过火，比如汤和在浙江、福建防倭时，曾经“禁民入海捕鱼”。但这些都是短期行为，并非长期政策）。

对于农耕渔牧为主、自给自足型的社会结构来说，取消对外的贸易并不会对他们造成多大的困扰，跟不跟外国人打交道用不用外国货更不会给这一类民众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渔民或者确是穷困潦倒，“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但海禁决非其中关键因素，甚至连次要因素都算不上——从洪武到正德一百五六十年岂无海禁？这一百五六十年间难道不影响渔农民的生计？为何偏偏到嘉靖朝才有大规模的中国人因“生理无路，兼以饥馑”涌起下海，当上倭寇？

海禁确实影响一部分以对外贸易为业的人的生计，这些人或者称为“海商”比较合适。朝廷不允许民间的对外贸易，禁止销售进口货，对他们的经济打击很大。这一类人的呼声是无法上达天听的，就算是朱元璋听到那微弱声音，也会假装呼不见——他的理想社会是高度封闭的农耕社会，本身就一贯主张尊农抑商，小小几个商人，皇帝老儿才赖得管你哩。

这种思想一直到明代后期才得到改观，可惜太晚了点，再加上“我大清”好的不学专学坏的，外面的世界连看都不看一眼，就把门给摔上了。明清两代一接力，中国终于在近代列国的比赛中睡着在起跑线上。

在海禁的初期，受到海禁严重影响的海商们因组织凌散，人数较少，只得忍气吞声，纷纷洗脚上岸，改入他行，该卖香烟的卖香烟，该种地的种地去了。

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外的贸易利润越来越高，高到人们不惜铤而走险。

马克思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会大胆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虽然彼时的中国人不知道资本家是个啥东西，对尚未出生的老马的理论却有强烈的共鸣感，许多人便纷纷投身入走私者的行列。

走私毕竟是要掉脑袋的，为保生存，有头脑的先行者不断地增强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越来越颓废、腐朽的明朝后期政府官吏盘剥下破产的中国民众和在纷乱战国期间生计无着的日本武士、浪人给海盗们迅速增加实力提供了机会。当汪（王）直、徐海等一批具有强大的号召能力与超强的组织能力牛人出现在倭寇队伍，登上首领岗位，并把业务范围延伸到打家劫舍的时候，新一代的倭寇终于产生了，而远在北京紫禁城里的嘉靖皇帝的头开始疼了。

嘉靖皇帝的头疼自有牛人戚继光们帮他治，毕竟对付倭寇还可以用暴力解决问题，难是难是点，还是有解决办法的。对付打也不成，骂也不行的日本使团那才叫真的牙疼。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却真要命——这是抄书者最近才体会到的真理。

朱棣同足利义满度蜜月的时候，给日本的贸易限额是十年一贡，船两艘，人不超二百；到宣德年间，标准提到船三艘，人三百，刀不过三千（可见刀确实是日本的主要出口贸易品），这离日本方面的希望相差甚远。

日本人也不管你啥规矩，高兴就来，来多少就是多少，一四五三年（景泰四年）那一年，日本来了九只贡船，刀运来了近万把，使团近千人。好面子的大明除了要高价“买下”所谓的“贡品”处，对使者又是全部负责伙食的（“入朝者沿途往还，给支廪粮之外，每人肉半觔，酒半瓶”等等），开支异常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