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足利义满与朱棣的共同推动下，明日的关系很快就进入了蜜月期，双方在其后的数年间来往前无仅有密切。朱棣“赉道义冠服、龟钮金章及锦绮、纱罗”，又称“……源道义能服朕命，咸殄灭之（倭寇）……海东之国，未有贤于日本者也……以尔道义方之，是大有光于前哲者也。日本王之有源道义，又自古以来未之有也。”，派人“封其国之山为寿安镇国之山，御制碑文，立其上”等等。

足利义满也给足朱棣的面子，除不断恭恭敬敬的派使“朝贡“外，凡有明使来日，必亲自迎接，焚香恭拜大明国书。

为表达自己的诚意，足利义满也确实花了不少的力气打击倭寇海盗。永乐三年（一四零五年），在郑和的催促下（这就是传说中的“郑和下东洋”），他将盘踞于对马壹歧的海盗头子二十多人送入大明。明成祖挥挥手：咱尊重日本的司法独立权，这些人由日本国王发落吧（“还其所献之人，令其国自治之”）。

日本使者大概是嫌带来带去麻烦，干脆在宁波架起大口大锅，将这几十个人熬成一锅浓浓的人肉汤。

朱棣和足利义满的蜜月基于双方利益的需要，朱棣要自然是前面所提到的政绩、面子等；足利义满并非政治上的处男，动机同样的不纯洁。在政治上来说，对岸的那个大国对日本国内的政局直接影响有限，但其潜在能力却是无穷的，谁家在动它在日本的支持者之前，都必须好好的掂量一下其中的分量。在崇尚拳头的时代，有一个孔勇有力的大哥罩住那比什么都强，足利义满连花拳绣腿的天皇和朝廷都套近乎，多扯张大明的虎皮，又有什么干系呢？

与大明的交好同样出自于经济的需要。日本彼时的对外贸易国主要还是中国，倭寇海盗对大明的掠抢，足义利满并没有收到什么好处——基本上没有证据证明倭寇是官派的，跟英国女王陛下治下的私掠船不同，足义利满没法向他们收什么税——反倒因大明的海禁造成了极大的贸易损失。打击海盗，对明日来说，是双赢的事，足利义满又何乐而不为呢？

由此看来，由古至今对外政策一贯盲目强硬的日本，足利义满确实算得上能审时度势，能屈能伸，适时而变的异类政治人物。

足利义满死后，室町幕府的第四代将军足利义持改变他老爸的方针，对朱棣说“本国开辟以来，百事皆听诸神……灵神托人谓曰，我国自古不向外国称臣”——虽然他雄心万丈的不愿向大明俯首称臣，却也不愿（或者说不敢）硬梆梆地触怒大明，所以把神灵抬出来作幌子。

大明心想：不肯称臣？那就请回吧，咱家不喜欢你。

于是，双方的官方来往就这么断了十多年（自是，久不贡）。

在中断来往的十余年里，倭寇的袭扰似有卷土重来之势,“是年，倭寇盘石。十五年，倭寇松门、金乡、平阳”。

朱棣火了，对足利义持说“尔父道义能敬天事”，所以“国人用安，盗贼不作”；从你继位以后，“反父之行，朝贡不供，屡为边患。”，大明“群臣屡请发兵问罪”，我看你不过是“狗盗鼠窃”之辈，看在你老爸的面子上，放你小子一马，你小子若是不思悔改，“悔将无及”。

这话把足利义持骂狠了，他也写了封信，提醒朱棣“昔元兵再来，舟师百万，皆无功而溺于海，所以者何，非唯人力，实神兵阴助以防御也。远闻是事，必为怪诞，古来吾国之神灵验赫，可不恐乎！”——你凭以为自已个头大，咱家的神仙，灵得很呢。

朱棣被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气得头晕眼花，血压猛飙。此时的大明不仅陷入了越南的泥潭，在北线的防务也相当的沉重，对日本，只能耍耍大国的威风而已，还真拿它没有什么办法。

既然谈判解决不了问题，那就显示点肌肉吧，朱棣是这么想的。

一四一九年（永乐十七年），几乎是与朝鲜主动攻击对马的同一时间，“倭船入王家山岛”，“贼数千人分乘二十舟，直抵马雄岛，进围望海埚”。大明辽东总兵刘荣以诱敌深入，出奇兵断敌后路，前后夹击的战法，大破倭寇，“斩首七百四十二，生擒八百五十七”。自是，“倭不敢窥辽东”。

在中朝这一阶段的活跃打击下，倭寇虽然未绝迹，却也是元气大伤，倭“寇”的频率大减，规模也缩小了许多，真正大规模的倭患直到嘉靖年间才重新出现。

由于中朝的步调离奇的统一，所以引起了京都“中国入侵”的恐惧。日本在足利义持、足利义量先后过世之后，第六任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教一直希望恢复与大明的关系。

一四三二年（宣德七年，日本永享四年），明宣宗以“四方蕃国皆来朝，独日本久不贡”之故，“命中官柴山往琉球，令其王转谕日本，赐之敕”——朱瞻基兜兜转转的要琉球转达自己的书信，应是怕再吃不可理喻的日本人的闭门羹，丢了自己的老大面子吧。

找到台阶可下的足利义教回应很是积极，他回信回道：“天启大明，万邦悉被光贲；海无惊浪，中国兹占泰平。凡在率滨，孰不惟赖。钦惟大明皇帝陛下，四圣传业，三边九安，勋华继体，从昔所希，宣光中兴，不图复睹。贡节不入，固缘敝邑多虞；行李往来，愿复治朝旧典。是以谨使某人，仰视国光，伏献方物。为是，谨具表。”

中日之间的大门再次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