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倭寇的踪迹（三）

再度打开这扇门的，是“日本国王源道义”——这位日本国王源道义不是别人，正是足利义满先生。

早在应安六年（南朝文中二年，一三七三年），“明使僧来聘”，来到京都，告诉足利义满：“我主尝三遣使贵国，然皆为关西亲王所阻而不得通。故今使臣僧复来。”。

将军大人吓了一跳：“日本国王”的名号如果给怀良那个丧家之犬抢走，岂不大失本将军的脸？

他立即下令今川了俊加紧对九州的收服，并试图打通与大明的外交往来。

一三七六年（永和二年，南朝天授二年，大明洪武九年），他派出的僧使来到大明，与中国“建交”。

关于此次会面，中日方面的描述出入颇大，《明史》称“帝恶其表词不诚，降诏戒谕，宴赉使者如制”；日本使者回国后却称明太祖亲自接见了他，宾主相谈甚欢，朱元璋向他问起徐福的传说，还给他和歌一首：“熊野峰前血食祠，松根琥珀也应肥；昔时徐福求仙药，直到如今竟不归”。

这首诗通与不通暂且不说，对日本国内情况甚是迷茫的朱元璋居然知道日本有个熊野峰，倒也算是怪事儿，不排除日本使者自抬身价胡诌的可能。

朱元璋对北朝抛来的橄榄枝确实没有什么兴趣，足利义满急于跟大明套亲乎，但此时的他还没有能力解决大明的倭寇问题。朱元璋得到的答复除了推诿就是扯皮，半个安全保证都没有，他心里不畅快，是自然而然的事儿。

于是，洪武十三年，朱元璋给“持其征夷将军源义满奉丞相书”的使者吃闭门羹。朱元璋甚至利用还利用了朝野上下仇恨倭寇的情绪，炮制出一个“胡惟庸案”，以通倭犯上为由，前前后后捕杀了三四万人，李善长、陆仲享等大批开国功臣被赶到阎王爷那里为他打前站。搞政治的人“拔刺”，还真可怕。

足利义满的热脸贴在朱元璋的冷屁股上，大大的不高兴。人家毕竟是一方霸主，日本那疙瘩家喻户晓，大名鼎鼎的将军大人，自尊心还是有的，面子还是要的，所以之后门也不窜了，电话也不打了，砰的一声也把自家的大门给摔上了。

朱元璋死后，朱允炆上台。可能是足利义满打探到中国换了主人，认为有恢复外交关系的希望，一四零一年（应永八年），“道义（义满的法号）私赠明主，以书简及黄金千两器物若干”。他给朱允炆的信中写道：“日本国开辟以来，无不通聘问于上邦。道义幸秉国钧，海内无虞。特遵往古之规法，而使肥富相副祖阿通好，献方物：金千两……道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他的善意得到了回报，正被靖难之役搞得六神无主的朱允炆口气有所松动，回信道：“……兹尔日本国王源道义，心存王室，怀爱君之诚，逾越波涛，遣使来朝，归逋流人，贡宝刀骏马甲胄纸砚，副以良金，朕甚嘉焉。日本素称诗书国，常在朕心。第军国事殷，未暇存问。今王能慕礼仪，且欲为国敌忾，非笃于君臣之道，畴克臻兹。今遣使者到彝一如班示大统历……朕都江东，于海外国惟王为最近。王其悉朕心，尽乃心，思恭思顺，以笃大伦。毋容逋逃，毋纵奸宄。俾天下以日本为忠义之邦，则可名于永世矣。王其敬之，以贻子孙之福。故兹诏谕，宜体眷怀。”

明日关系刚起了一个好的开端，没当几年皇帝的朱允炆，就被开了不死外挂，生命全满的叔叔朱棣抢了皇位，从此被列入了失踪人士的黑名单，几百年后的我们直到今天都不知道他魂归何处。现在有不少地方倒是有不少人声称经过严密的考证，明惠帝落难就在某某地等云云，实质上这些个所谓的专家学者对真相没啥兴趣，对研究也没有什么爱好，他们的考证，不过是想增加个旅游资源而已，多骗几个游客前来参观人造古迹多挣几个黑心钱罢了。

无论朱棣养了多少的五毛，给自己的上台制造多少合情合理与合法的理论，毕竟还是骗不了自己，这椅子是抢来的，怎么看都有点摇摇欲坠的感觉。为了让自个的政权如花团绵绣一般荣华，他派出使者，宣威四海；移都北京，以淡化记忆；对北元越南，饱加老拳，布武天下；修《永乐大典》藏于宫，以示文运昌盛。至于四夷来朝，外藩臣伏的上国景象，那更是明成宗梦寐以求的。“成祖即位，遣使以登极诏谕其国。永乐元年又遣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偕僧道成往。”——朱档一上台就派人去日本发通知，急切的心情，可见一斑。

赵居任们还没出发，就收到日本使者来到宁波的消息。

原来，日方在头一年就收到朱棣的信后，其中国内诸公卿大多咬牙切齿地认为朱棣“凶虐无道，甚于桀纣。彼邦历代篡贼，朱棣最恶”。然而，这些想法大抵不过是那些失去了权柄的皇族公卿们曲曲折折地发泄对足利氏把持朝政的不满而已，并不影响足利义满派人前去向朱棣道贺。

或者足利义满感觉对岸那位爷跟自己是同道中人，反而有点亲切感也不一定。

在洪武时代怎么劝也劝不动的日本如今主动跑来向自个示好，这无疑为朱棣主政后的政府业绩增加了一个亮点。明成祖大喜，特意网开一面，免了日本人“禁止番使携带兵器”的规矩——这是日本向大明的主要出口物品之一——还说：“外夷修贡，履险蹈危，来远，所费实多。有所赍以助资斧，亦人情，岂可概拘以禁令。至其兵器，亦准时直市之，毋阻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