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倭寇的踪迹（二）

一四一九年那次朝方史称“己亥东征”（日方称“应永外寇”）的事件，给京都带来的不安并不在于战争本身造成的损失，因为日本方面多少对朝鲜半岛国家始终有着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这种程度的打击对日本来说实在算不上什么。

但是，朝鲜背后的那个国家——中国的态度日本却不得不心存恐惧。日本人虽然嘴很硬，“彼以我为东夷，由我以彼为西蕃”，还曾经打掉过十来万元军，但中国强大的动员能力、经济能力不由得他们不怵。朝鲜人来了，中国人还远着吗？

因此，虽然在战后几个月后，朝鲜方面向日方表示此次行动纯粹针对海盗，亦没有中国的背景，日本人还是忧心忡忡。

他们忧虑过头了。

此时大明太祖朱元璋虽然已死，皇帝却还是同样强硬的明成祖朱棣。然而，无论是朱元璋，还是朱棣，都没有进攻日本人的意思，或者说是不敢进攻日本——尽管日本人有意无意的往他们脸上刮了不少耳光，可能还顺便吐了一点口水。

放牛娃朱元璋可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彻彻底底赤贫农民翻身当主人的唯一事例——人家刘邦虽然也算是乡下孩子、流氓头子，可毕竟人家家底还是比较殷实，也当过一届的亭长，多少也是算是政府的公务员。只有他老哥却不折不扣的是连产业都没有的农民，害得他登基做了皇帝后还得拼命的为自己找个光荣的祖宗。

不过这样倒也不错，至少编起故事来可以天马行空，无拘无束——有谁还敢去查皇帝老儿的家谱编得对不对不成？

这样一位一步一步的从最底层爬上来的皇帝，打过张士诚，干掉陈友谅，杀死前老板韩林儿，把骑射无敌的蒙古大军赶到沙漠里，让元顺帝啃沙子啃到消化不良，据一个叫金庸的老头子说他还挤走了个叫张无忌的明教帮主，这位老哥不谓不强硬，也不能不强硬。

在这位强硬的老哥的思维中，整天在沿海一带叽叽歪歪的倭寇无疑是他眼中的一颗沙子，阻碍他和谐的朱家皇朝的构建。而且，这些个不安定因素的存在，一旦与张士诚、陈友谅飘泊在海外的残部联合起来，甚至有可能给他的革命事业造成致使的打击。

所以，他必须告诉日本人天下谁是老大——这不但是革命的需要，也是立威四海，臣服外藩的需要。

就这样，皇帝一声令下，七位倒霉蛋在中日官方断绝来往近百年后，再次被派出到日本。

这是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年）三月的事。

朱元璋大概不知道忽必烈当年的遭遇，国书写得硬梆梆的：朕给你两条路走，一条是认咱作大哥，第二条如果你不认咱作大哥，就得管好家里的事儿，如果你把第三条道走到黑，非得当倭寇的话，那么就甭怪咱不言之不预也，你好好想想吧（“宜朝则来廷，不则修兵自固。倘必为寇盗，即命将徂征耳，王其图之。”）。

使团七人众的老大叫做杨载，这位爷不知道是对日本的情况不熟悉，还是对日本的情况太熟悉，应该属前者——直直带队跑到那会儿在九州称雄的怀良亲王的地盘里，求见日本国王。

怀良亲王一瞧，哟，中国那边又来人了，怎的？趁我病摞我命么？遂毫不客气地杀了使者中的五人，把杨载和另外一位叫做吴文华的老哥关到不愿再给他们支付伙食费，这才放回国。

无法想象脾气粗暴的朱元璋吃了那么大个哑巴亏后心里有什么感觉，可是这会儿元顺帝还没死，各地还没怎么平靖，跟日本开战万万是不可能的，便硬生生地把那口气嗯了下去：以德服人，以德服人，再派人试试吧。

次年三月，莱州府同知赵秩奉他的命令再次出使日本。

据说怀良亲王一听来使也是姓赵的，立马想到了当年的赵良弼：“……其臣赵姓者訹我以好语，语未既，水军十万列海岸矣……天使亦赵姓，岂蒙古裔耶？亦将訹我以好语而袭我也。”

赵秩心想，我怎么这么倒霉啊这是。

赵秩最后还是不辱使命，完成了他的任务，不但保住了他的尊头，还带回了据说是怀良亲王的使者的几个和尚，还有被虏去的七十多名中国人。

朱元璋见“日本国王”派来的使者都是光头的，跟自己年轻那会儿倒也合衬，心想这帮东夷笃信佛教，来而不往非礼也，于是也派了僧人祖阐等回访，“可以西方教诱之也”。

然而，由于大明方面认为日本“王则傲慢无礼”，所以双方的使节不断，正常的外交关系却一直没有必得，倭寇的侵扰固然从未停过，怀良亲王或者其它一些守护大名派出来的使者也全部被拒之于门外。

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年），按耐不住性子的朱元璋给日本写了一封信：“王若不审巨微，效井底蛙，仰观镜天，自以为大，无乃构隙之源乎?若叛服不常，构隙中国，则必受祸。如吴大帝，晋慕容瘣、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获男女以归，千数百年间往事可鉴也，王其审之。”

《明史》中言之凿凿地说这封信最后是送给了怀良亲王的手上，但是因为今川贞世早在一三七二年就打下了太宰府，他先是退到菊池城，后来又让位于良成亲王，并于一三八三年去世。按传统路径，明使应该把信送到太宰府，然后太宰府转送给足利义满才是的，怎么可能跑到山角落去找已经不怎么管事儿的怀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