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三四年，后醍醐天皇改年号建武。这个年号最先是刘秀先用的，因恢复汉室而得中兴之名。后醍醐天皇之意，大概也是想大展拳脚，发光发热，重振皇权朝纲，中兴一番。所以，当年，朝廷便出台一系列的政策。这些政策，与头一年他刚回到京城颁布的一些政策统称为建武新政。

不过，所谓的建武新政，总体看上去就是个笑话。

早在一三三三年刚回到京城后不久，后醍醐天皇就颁发了旧领回复令、朝敌所领没收令、寺领没收令等、误判再审令等法令，把土地官司的判决权收回到自己手中。可这些法令一张贴出去，各地有土地纠纷的人、在战争中被抢走或者抢到土地的人，又或者准备被各种“令”侵夺了土地的人，都纷纷跑来找后醍醐天皇评理。

天皇一瞧，傻眼了：那么多人要打官司啊，条条要通过我，那咱的休假式治疗怎么办？于是便有了前面所提到过的七月份所颁布的“凡除贼党外，将士食田领职，一皆袭故”的令旨，贼党的范围也被大大的缩小，变成了北条氏一党，他们的土地收归国有——所谓国有既后醍醐天皇所有，朕就是国，国亦是朕的嘛——至于其他的官司嘛，就交给地方政府处理吧。

就这样，他的第一道新政，除了朝敌所领没收令执行得比较彻底以外，其它的基本上泡了汤。

一三三四年正月，为筹集修建宫室的资金，后醍醐天皇拟定了一个加征二十分之一的税收计划；对全国土地的摸底调查也开始实施；然后开始发行被称为“楮币”的纸币——这玩艺也是泊来品来的；三月份，朝廷下令新铸乾坤通宝，不过后来似是没有铸成；将寺社的土地纳入管理范围，试图控制寺社过大的影响能力；制定杂诉决断所诉讼手续十条；重新任命八省的长官。

此外还有要改革国家军事力量的组成形式，回复当年的国郡兵制等等。

从上面的各项政策来看，后醍醐长达一年多的时间的新政大体想法是重建朝廷机构，恢复朝廷对国家的统治能力，加强对社会的控制管理能力，将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最基本的思想，便是恢复对国家的控制力，回复平安时代皇权的辉煌，再次实现旧有的公家政治。

反镰仓政权诸人中，足利尊氏反镰仓是因为时势所迫的不得已，且有取镰仓而代之心；新田义贞则是想恢复自己败落的家族；楠木正成等恶党、野武士们想的是提高自己的地位，取得土地、财富；普通老百姓想的是拥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然而，这些都是后醍醐天皇所不能容忍的，在他看来，另起炉灶的镰仓罪大恶极，欺君犯上，是不应该存在的；守护地头啥的纯粹是打酱油的，根本可以无视；恶党、野武士们有大功的，可以吸几个进来领点退休金；至于老百姓对土地有想法，那简直就是大逆不道是，你要分土地，我们贵族大人吃啥喝啥？要分土地，“连想都不用想”。

凭心而论，这也不能说他有多反动，毕竟这是每一个统治者的愿望。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些个乱开的药方根本不能治病，反而是吃死人的。他所设立的一些机构，基本上是对镰仓幕府的照抄照搬，比如在朝廷里记录所、杂诉决断所、武士所、恩赏方大抵上都可以从镰仓那里找相应的机构；地方上国司与守护也仍然保存，顶多是象中国那样的实现地方“三司”分权而已；镰仓将军府与陆奥将军府的设置，也可能是从六波罗探题与镇西探题中得到灵感。这些个机构在正式开始工作之后，部门之间抢权夺利，推诿扯皮的情况比比皆是，实际上压根没干成什么事儿。

他的新政也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过度的把权利集中自己手上，自己又做不到赏罚平衡；公卿与武士们利益的冲突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的政策来得以妥协；不试图去恢复国家经济，反而加大对老百姓的盘剥等等。

更重要的是，这个时代，已经不再皇族、公卿独把大权的时代了，任何把武士们踢到一边当工具的作法都是不现实的。想“革国郡兵马之制，一还于古”那更加是办不到。后醍醐天皇尽管干劲十足，但是基本上等于白干了。

因此，这样换汤不换药的机构和新政事实上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埋葬镰仓幕府只是为解决镰仓时代后期的社会矛盾提供了一个修正的机会而已，并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若是任由这些矛盾发展下去，烧毁了镰仓的那把大火同样也会烧到后醍醐天皇的头上。他的景况事实上比当年的镰仓还要艰难——他没有幕府那么大的武力，需要面对却是越来越失去耐心的天下人。

感觉良好的后醍醐天皇却似乎并不在意这些问题——又或者他根本没有处理这些问题能力——他似乎认为只要镰仓一倒，自已一上台，就可保万年太平。他其实跟那位评“后醍醐帝一怒，高时伏诛，遂亡其家。皇天震怒，岂不畏乎”的评论员一样的高度近视眼——当年后鸟羽上皇也曾冲冠一怒为红颜吗？也不见他能怎么着；数年后的他老哥也是怒不可遏，却只能灰溜溜地跑出京城开分店。不得人心，任你怒火烧身，也是不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