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观点看来，这场文永之役（由于发生在文永十一年而得名），元军失败了。事实上，元军在军事始终占战争主动权，要向那里打就往那里，要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要撤退也能从容的撤退；在双方的战斗在也占有明显的优势，打破日军的防线，把日军压迫得够呛。如果单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元军并不是失败的一方而是胜利者，即使真的由于台风而损失了一万三千多人，也不过是从胜利变了惨胜而已。进退并不是衡量军事成败的因素，损失不是判别胜负的标准，中印之战中方在边境战胜利后撤，美国从伊拉克收手，不能说是中美在战争中失利了；抗美援朝战争，二次战役时，志愿军因天气原因损失严重，你也不能说是美军胜利了，这便是道理所在。

然而，在政治上，蒙元一方却是彻彻底底的失败者。忽必烈这一场仗是政治仗、心理仗，打完之后一瞧，政治僵局没打破，两国的关系倒退了——至少原来的使者是完整和活蹦乱跳的回来的，仗打完了，之后使者的小命可没了。恫吓也罢，威慑也罢，都没有达到其目的。

这得归功于执权北条时宗的自尊、自强和不可思议的自大。

由于通讯不畅，京都与镰仓直到十月底还不知道博多湾的战况。之前传来的对马、壹岐失守的消息却搞得人心不安，谣言四起。朝廷公卿们束手无策，只好在呆在家里念阿弥陀佛；北条时宗则四处罗刮兵力送往前线，甚至“踩过界”，下令非御家人辖下的庄园抽调人员组成后援兵团。直到博多湾战事结束大概半个月后，元军已退的消息才稍稍平息惶惶的世情。

北条时宗毕竟站得高，看得远。要说前几年，蒙古人频频的威胁“狼来了”尚不足以让他提高警惕，认为那不可是空言恫吓的话，那么文永之役让他实实在大的体会蒙古人不但会用舌头，还真的会用拳头来让日本曲服的。文永之役只是个开端，并不是结局，他不可能为了这种程度的袭击就向蒙元低头；同样，没达到目的的蒙古人大抵不会再象这次那么的“温柔”，他们下一次袭击将会更凶狠。所以他要未雨绸缪，在下一次蒙古人袭来之前准备停当。

为了加强九州常备兵力的配置，北条时宗把对外的防御提高到京都与镰仓的水平，建立了“异国警固番役”制度。

看到“番役”二字，大伙儿自然而然会把它跟“京都大番役”、“镰仓大番役”联系起来。没错，异国警固番役就是定期抽调御家人警固九州与及长门国等地的战略要地的军役，其职责是在战争初期抵挡敌方的进攻，等候后援，协同反击。箱崎、博多、今津防卫圈的异国警固番役主要由九州诸国的御家人负责，长门的警固则由长门本地、周防、安芸等地的御家人负责。参加异国警固番役的御家人免除京都大番役，专心本地工作。

与之同时，九州、长门的防御工事同时也得到了加固。如前文提及，一二七六年，镰仓幕府下令九州御家人修建了一条从香椎到今津长达二十多公里的石垒。这条日本的“长城”事实上规模并不大，高度仅二至三米高，顶部也刚够一个人施展拳脚。迎敌一面为陡坡，不利敌方攀爬，自己屯兵一侧坡度较缓，以便已方士卒的快速就位。

“长城”前方则设有陷井、石堆、木桩等障碍物，用以减缓敌方骑兵的冲击速度。由各国抽调来的异国警固番役人员按国分段把守，枕戈待旦。

文永之役的一些教训也得到改正。针对一些武士畏敌不前、贪生怕死的现象，北宗时宗专门下文，严厉指斥这种行为，重申奖罚制度：不管你们平日有啥恩怨，有官司可以打，斗全拳斗嘴都可以。但大敌当前之时，必须精诚团结，谁要是还违反军纪，莫怪咱家不客气；谁要是搞内哄，造成咱们共同事业的失败，镰仓的快刀也不只会剁肉的。

在武器方面，日本改进了弓弩的设计，提高其射程、穿透力，使之能与元军的装备抗衡。镰仓还下令在“长城”后面储备大量盾牌、战矢、旗帜、木块等战具。

当然，这些个东西也是御家人自备的，镰仓不会为此掏一个铜板：这些个费用早就包括在你的工资里面了，还要吵吵嚷嚷的要国家出钱，你好意思吗？

北条时宗还跟忽必烈玩起了心理战。一二七五年（日方为建治元年，元方为至元十二年）四月，忽必烈以礼部侍郎杜世忠和兵部郎中何文著为使持国书使日。蒙元此时大概对日本的权力结构有了一定的了解，使团不走九州，直接从长门登陆，想跟京都取得联系。

使团被长门守护代三井资平拦了下来，送到了太宰府，于同年八月碾转送至镰仓，最后被斩首于龙口。迄今在常立寺附近还有元使五人冢，那就是杜忠世等人坟墓。据说杜忠世在临死前做了一首绝命诗：“出门妻子赠寒衣，问吾西行几日归？来时徜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

这首诗很面熟啊，不知道李白先生有没有意见？

镰仓方面的莽撞或者并不是纯粹的莽撞，还有可能包含有三重意思：一者，向忽必烈示威，甭以为你拿那两三万人来逛一圈俺家就害怕你了，那么场小仗还没看清楚是骡子是马呢；二者是给日本人看看，俺家连人家的使者都杀了，什么转圜的余地都没了，放下幻想，立足打吧，否则只能亡国灭种了；三者是给朝廷与日本人看看，蒙元使者想越过镰仓跟朝廷打交道，无视俺北条时宗，俺就要让大家伙儿看看现在是谁的天下！

对北条时宗处死使者的明显的“违规”行为，现代日本有不少人认为，镰仓的处理极为不当，因为这种野蛮的做法，从而导致了蒙古的第二次“进攻”——注意，是“进攻”而不是“入侵”。由于处死使者，使得日本处于不义的地位，所以蒙古攻击日本的性质已经为“入侵”变成了“惩罚”，并无不当之处。

这些日本学者倒是很有勇气的，如果摊中国学者头上，敢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给国人挑刺，那怕只是历史，头上顶着无数顶的“汉奸”的帽子是少不了的。这，或许是当代中国人跟日本人思维上的差异吧。

在抄书者看来，其实日本人完全没有必要为北条时宗处死使者而感觉有甚不妥，“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是个判别道义与尊重对方的问题，即便是中国，也从来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斩杀使者的事件并不鲜见，杀与不杀，纯粹看当权者认为有必要还是没必要而已；相比使者的生命，国家的安全更为重要。对别人的国家，你忽必烈说打就打，说踩就踩，本身就严重践踏了别人的权力，又怎么怪得别人以暴易暴哩？又怎么配得起别人的尊重呢？

北条时宗最后一招是：祈神。北条时宗除了要求各国寺社祈祷外，自己也亲力亲为，希望“不施一箭而四海安和，不露一锋而群魔顿息”。后来，弘安“神风”的“庇佑”，倒使他们对神力相信得个十足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