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藤经资、景资等人不知道蒙元军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遂派出一小股骑兵作为斥侯，前去打探情报。

这个葫芦不破开，他们放心不下。

骑兵们小心翼翼地借着掩体掩护，跨过遍地的残骸，向海边前进。当他们抵达博多湾海边时，惊讶地发现：昨天还是赤旗迢迢，船如江鲫的海里，已经空荡荡的一条船都没有。

神经高度紧张的骑兵们一下子瘫软在地上。

消息传回水城，大坝上欢声雷动，人们或哭或笑，大喊大叫，都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叫些什么。尽管损失惨重，无数的人死于非命，不知道有多少人的亲友被杀。但是，元军毕竟是退了，他们可以活下来了。致于元军为什么会撤退，此时大抵没有什么人去关心，无论什么原因，能够活下去最重要的。

元军到底为什么撤退呢？忻都的脑子进水了？

关于元军撤退的原因大抵有战败说与神风说，或者是两者的混和体。但是细推起来，都有不自然的地方。

战败说认为，在十月二十日的战斗中，蒙元军受到日方沉重的打击，无力再战，只好撤退。

这种说法的依据大体上是菊池武房和大友赖秀的反击得手、刘复亨受伤、日方的近战武器、盔甲优于蒙元方等等。但是，菊池武房和大友赖秀的反击得手是当日上午的事，事后也快很就撤退了，没有能把蒙元军赶下海去，并不影响整个战役的成败；击伤刘复亨的武藤景资部是从多浜本营出发的，到双方休战之时多浜、博多已经被占领了，说明刘部并未因指挥官受伤而失去战斗力；至于近战武器、盔甲之类的影响更是没有依据，连日方都说自己在近战在没占到便宜。文永之役后，北条时宗下令修了一条“长城”，作为抵挡元军入侵的依托。如果日军确是近战占优，这岂不是舍长就短？

更重要的是，如果日方是当日的胜利者，他们的战线为何要收缩回到水城里面去呢？水城是拱卫太宰府最后一道防线了，胜利者跑到最后一道防线去做甚？躲猫猫？

当然，同理，元军把自己撤回船上的举动也让人怀疑他们是不是因为失败而后撤。关于这点，容抄书者稍后再说。

神风说认为，蒙元军在迫退日军之后，回船宿营，正巧当晚碰到暴风雨、台风等等不期而来的袭击，使得蒙元军损失惨重，被迫撤退。其依据是《高丽史》中提及的“会夜大风雨，战舰触严崖……军不还者，无虑一万三千五百余人”（网上一些“蒙元军仅剩一万三千五百余人”等等大概出自于此吧，真是不认真看书的坏孩子啊）等字眼和日本后世文献（非第一手资料）中一鳞半爪的言辞，认为即使日方可能基于某种原因造假，高丽方面的资料也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因此神风退敌说应该是成立的。

如果立足高丽方面的记载无误的话，那么蒙元军遇上大风雨应当是成立的。但是，为何当时日方参战人员、朝廷公卿、镰仓要员的记载中，都没有关于暴风雨的记录？如果确实蒙元军确实遇到大风雨的话，那么，不管损失多大，也只有在港口才是比较安全的地方，蒙元军应该老老实实的呆在港口避风才是，岂会冒着大风雨连夜启程回国？

此外，神风说也并不能解释取得初步胜利的蒙元军为何要撤回船上过夜，遭此大难的疑点。

在抄书者看来，高丽方面造假也是有理由的。元以高丽为征日基地，高丽人要出粮出船出兵，国内弄得一塌糊涂，民不聊生。夸大损失，以此来跟忽必烈讨价还价，说不定还可以打消蒙元方面征日的念头，岂不美哉？这种于国于民都是好事谎话不但要说，还得大说特说才行。

存在那么的疑点，抄书者同样的不认同神风退敌的说法。神风或是有，或是其中一个因素，但是不应该是决定因素。

咱们换个思维，从蒙元军的决策者的角度来考虑一下如何？也就是，忽必烈下达给忻都等人的命令到底是什么，是“征服那个不听话的蕞尔小国”还是“给日本来一个下马威”呢？

赵良弼从日本无功而返，曾劝说忽必烈不要攻打日本，没有油水捞，忽必烈也“从之”。这个“从之”应该不是打哈哈的扯淡，应该是他此时的心态，或许他还真的没有征服日本，把日本纳入自己的版图之内的意思。

但是，立志做中原之主的忽必烈同样的有四海臣服之意，即使没有征服日本的计划，也希望日本能纳入自己统治圈的范围之内。数年的外交努力证明这个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是达不到的，因此，忽必烈认为有必要向日本显示一下肌肉，这或者才是文永之役的真正目的。

从忽必烈对这场战役的准备来看，亦应是显示肌肉型的。

一般而言，蒙古骑兵普遍使用的战术是利用骑兵快速机动，以刀弓为主要装备的轻骑兵反复袭扰，以重型武器为主装备重骑集团冲锋来击溃敌人。这种战术在日本、越南等地区的山岭、纵林地带并不吃得开，所以在文永之役中蒙元军在配有大量的“多国”步兵。

然而，这些多国部队的战斗力、战斗意志还有机动能力远不及真正的蒙古骑兵。忽必烈毕竟还算得上是个明主，他大抵不会认为自己拼凑起来的不到三万的“多国部队”能够扫平日本，但利用战术上的优势，加上蒙古骑兵的配合，集中攻击某处，给日本人个教训应该还是足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