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不无威胁之意的国书先是送到镰仓，年轻气盛的北条时宗在上面写了个批复：不回复，转交朝廷办理。
公元一二六八年二月七日，蒙古的国书和高丽的副牒送到京都。
尽管朝廷事先对蒙古使者的来意应有所耳闻，摆在面前的蒙古与高丽国书带京都带来的冲击，仍不谛于九百年后落在长崎广岛的那两颗原子弹。朝廷就如何处理这个事关本国生死存亡的“国家之珍事”召开了数日的争论，唇枪舌战，激辩终日。
最后，还是祖传的外交态度占了上风：这位不知道那里来的蛮子蒙古人不但自称皇帝，还以天皇为国王，无礼过甚，同意镰仓方面的意见，不予回复。
镰仓执行得更是干脆，连朝廷不准备回复蒙古人的意见都没告诉高丽人，就这么把他给搁在旁边凉快去了。
高丽使者潘阜在大宰府那里等呀等，一等就是大半年，愣是不见日本人来答复，郁闷得头上都长满了草。当年年底，在受尽了冷眼之后，眼看再在这里呆下去只怕连船票都卖不起了，他们终于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当他们踏上故国土地的时候，眼前的景象让潘阜们大吃一惊：高丽境内，人喊马嘶，尘土滚滚。高丽官吏在蒙古人的驱赶下，四处拉丁造船，运草备粮，全国到处都叮叮铛铛；一队又一队操着不同语言的军队源源不断地开了进来，整个高丽简直就是一个大兵营。
就在潘阜出使日本后不久，高丽国王元宗派人到大都报告使团已经出发的消息。忽必烈却似乎失去了耐心，不仅把高丽狠狠的骂了一顿，说高丽不肯出兵助蒙古，故意隐藏实力，要求高丽打造战船，对付南宋与日本，“尔国若有难，朕安能不救乎。朕征不逊之国，尔国出师助战亦其分也。尔归语王，造战舰一千艘，可载米三四千石者。”。
高丽使者跟这个蛮横无理的大哥也不敢据理力争，只是强调困难是存在的，条件是很艰苦滴，但既然大哥大有指导，小弟我高丽一定努力按时完成等云云。
忽必烈听后，这才颜色稍解。
元宗听到使者传回的命令，有苦说不出，只得依令勉力而为之。在潘阜刚回高丽的时候，高丽方面已经造船千艘，但是仅募得兵丁万余人。高丽的哭穷水平也真不差，虽然他们不算什么大国，要全部动员起来应远不止这个数。
高丽使者无功而返的消息传到大都，忽必烈大抵认为高丽出工不出力，面子也不够，即令高丽人为向导，黑的为主使出使日本。
这第二次出使的结果，比第一次还不理想。蒙古人蛮横，日本人自大，两厢一碰，火花是免不了的。所以，使团刚到对马，就跟日本人打起了群架。蒙古人再牛，也不敢在打完架后继续去日本，遂抓了两个日本人就回来了。
完成不了使命，却抓了两个无关紧要的日本人，忽必烈又好气又好笑，叫高丽人把这两位倒霉蛋送回国去。这两位分别名叫塔二郎、弥二郎的小百姓倒是因祸得福，出国旅游了一番，好吃好喝，还参观了大汗的宫殿，简直就梦游了一场。
与塔二郎、弥二郎一道到日本的还是蒙古中书省（外交部）的一份外交公函。这份外交公函兜了一圈，又跑到了京都。
这次，日本朝廷方面认为应该给蒙古人一个回复；镰仓却仍然如旧，强硬地把回函给扣了下来。高丽使者再次无功而返，照样是不得要领。
忽必烈紧锣密鼓地准备了两年的对日本战和两手抓的工作，在一二六九年，却不得不停下来了。
原来，他的桥头板起火了。
高丽的局势一直不稳定，公元一二五八年，主战派崔氏被族灭，国家权力名义上回到了国王的手上，亲蒙的国王派与主战的武臣们的矛盾却一直都很尖锐。就在黑的们在对马跟日本人群殴的时候，当日发动清剿崔氏的金仁俊与林衍发生内诓，金仁俊被杀。
元宗想趁火打劫，除去林衍，恢复王权，一统江湖。却被林衍嗅到了杀气，先下手为强，于一二六九年十月废了元宗，高丽遂乱。
打了人家的干弟弟，林衍知道忽必烈必不会善罢甘休，遂整顿军备，准备与蒙古血战一场。
果不出他料，忽必汗很快打出坚决干涉别国内政的大旗，派出大军进入了高丽。林衍未战急死，元宗组成还乡团，下令全国停止抵抗，并派兵入江华岛（一二三二年，崔氏为了长期抗战，把首都迁至了江华岛）。
元宗的引狼入室激起了武臣们的强烈反对，以裴仲孙为首的三别抄将士举行起义，以珍岛为据点，四处出击，打击蒙古军和高丽政府军。在他们的带领下，起义的浪潮席卷全国，即便是在元朝成立的一二七一年，驻高丽元军仍不得休整，在白山黑水里追逐着三别抄的部队，奔波于命。
公元一二七一年之后，忽必烈加大了对南宋和高丽军事压力，三别抄逐渐不支，被分化瓦解。最后的抵抗派在艰难困苦之际，叨念起了日本，想引进外资，借兵抗乱，便给日本方面写了封信：“咱们几百年前还有并肩作战的交情哩，能不能过来帮个忙呢？”
跟人家捣鼓不清楚日本的朝廷、镰仓的关系一样，估计日本此时也搞不清楚三别抄跟高丽，还有那个什么牛皮哄哄的蒙古的区别，干脆以不变应万变，这封信便一如既往地石沉大海，三别抄期望的白村江时代的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场面并没有出现。
一二七三年初，三别抄的余烬基本上被扑灭，在南线，元军也打开南宋重镇襄阳，胶着了数十年之久的襄樊战役终于以蒙古人的胜利而告终。踌踌满志的忽必烈一面强迫山河破残的高丽提供兵源、船只、粮食，甚至慰军的妇女，在高丽设置屯田兵，割裂高丽领土为已所用，为征日战争做最后的准备，一边对日本做最后的外交努力。
谈到元朝与日本的外交，有个人是不得不说的，那就是赵良弼。
早在三别抄仍在全盛的一二七一年，名片上印有“少中大夫秘书监充国信使”的赵良弼从开京出发，前往大宰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