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领主直接就是摄政关白家那自然最好不过了，因为他们家有公章，叭叭两下这庄园就算是“不输不入”了。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直接见到那么高层领导的机会，一般庄园主只能先向低层一点的领导寄进；如果这低层一点的领主还是不能压得往当地的国司，那么这个领主会把他名下的庄园再往上寄进给更高层的官员，这更高层的官员就称之为“本家”。

如此一来，朝堂上面的老爷们就跟基层的庄园主们打成一片，形成利益联盟。平安中后期历代的天皇发布无数庄园整理令，却完全没有办法阻止庄园经济的发展，那就是因为这些政策踩了贵族们的尾巴，受到了强烈的抵制。加之天皇的执政能力那是九斤老太的儿孙，一代不如一代，任你如何强硬的政策，也不过是停留在纸面上而已，完全落不到实处。硬强是要跟实力挂钩的，与实力相脱节的强硬那叫做夜郎自大。

在组成利益联盟之后，每年的收成是这样分配的：庄园里的农民（称为庄民，是庄园经济最低层的生产单位）自己能留下一点，预所们分一点，领主拿一点，最后是本家拿一点。这几个一点完成，收成也就完。本来应该给朝廷的年贡，就在不输不入的空子中跑进了各层领主的口袋——藤原家最牛的时候，按不同形式寄进在他们名下的土地占当时日本耕地的十几分之一，庄园数以千计，“天下土地悉成一家之领”，他不有钱谁有钱呢？

可是，人家这么挣钱可是合理合法的，是法律允许的，天皇们又能如何？——当然，对官老爷们来说，法就是个屁，百姓不可以放，官爷要放就放，不放你也没招。法制社会的标准并不在于是否有法可依，而是有法必依，官员们想咱整就咱整，连执法、司法机构都不过是政党、政府的附庸品的时候，你硬说这就是法制社会，俺也没办法，只好当笑话听了。

十一世纪之后，传统以农业为主的庄园开始实行多种经营活动，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涉足手工业、渔业、原料开采业、服务业等综合性业务。这种综合性经营庄园出现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从事农业生产的负担过重，另一个方面则是由于各地区的生产条件不尽相同，有些地方从农业开发远不如从事地方性特色产品的开发更为有利。这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人们已经可以有余力从事其它产品的开发。同时，也证明了农民的身份发生了微妙的渐进的变化，他们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从事对自己有利的经济生产方式。

他们生产海产品（此类庄园称为御厨）、木材、油、布料，家具、农具、手工艺品等等各种生活必须品，除了向上一级的纳贡之外，剩下的产品可以拿出来交易。日本各地开始出现了以交易本地土特产的产品为目的的交易中心，并以此为基础出现地集市。很多的集市仍然是以物易物，或者以绢布、麻布为“货币”——尽管朝廷大力推行货币的使用，但由于通胀严重，物价飞涨，老百姓们大概还是感觉以物易物更保值一些，朝廷也只得默认。

在农耕为主的社会里，农民们不当自个是农民，跑去专作副业是影响政府收入的，彼时朝廷还没发展什么商品经济的超前意识。因此去这些搞活经济的行为视之为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苗，不但不提倡，还想大力压制，三条天皇上台后发布的新政之一就是劝农和，劝农民开垦垦荒地，恢复被废弃的田院。当然，中央是道貌岸然的劝，到了地方国司“劝”的方式可能就花样百出了，大抵上是少不了拳头加大棒的。

基层的老百姓对政府这种公然的干涉自己生产方式的“好意”并不领情，反而相当的抵触。为了这“种田”还是“打渔”之争，一零四零年，和泉国的老百姓曾经半路拦访，截往了出游的后朱雀天皇，向他投诉国司的暴政，说国司们在灾荒年景还向他们果说重税；国家老说搞农业怎么好怎么好，但是搞农业不但没有补贴，税还是最重的，老百姓不愿意耕是很正常的事；要求政府允许他们搞地方特产经济，发展差异性的特色产业啥的。

对农民们的要求，不晓得后朱雀天皇的反应是怎么样，反正和泉国的地方特色产业就这那发展起来了。老百姓日子有点小改善，而在食物链最高处的道长们日子则是大好。

庄园制的发展，瓜分了大量的土地。皇室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样干不行啊，让他们这么分下去，到以后不是工资发得出发不出的问题，说不准还要跑去向藤原家讨饭去咧，干脆这样吧，俺先下手为强，先把这地给分了吧。

于是，朝廷就把底下的分国的“知行权”分给皇室家族——当然是那些亲近的，地位比较高的老兄才有份，别的只能上山下乡去了——由亲王们遥任该国的国司或由他们推举国司，然后由国司或者二把手“介”来经营地方还能管理得了的公地，国司自然是向郡下面分包任务，最后还是包在农民的头上。收益则层层向上分配用来解决亲王们的饭碗问题。日本那么小个地盘，最多的时候有一百多个分国，也不知道跟亲王们和贵族们的自留地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