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条天皇虽然跟前面两位天皇一样有着麻将式的称号，却很幸运或者很不幸地没有碰到他老爸和伯伯那么头疼的二奶事件——就在他还穿着开裆裤那会儿，藤原道长已经把四女儿威子送进宫去陪他玩耍了。不过，说他们是两小无猜是不恰当的，因为威子比他大九岁，当威子初懂人事之时，他还是个小屁孩哩！
后一条天皇十一岁时（公元一零一八年），跟威子正式结了婚——这下小屁孩可倒大霉了，藤原威子大概前世是山西人，醋性很大，皇宫里遍地花花草草，京城中满街茑茑燕燕，都与他无缘。三千弱水，娇玫万千，尊为天皇的他，也只得取一瓢饮，独摘一枝怜。既然没有竞争对手，威子自然而然的成了后一条天皇的中宫，唯一的那一个。
至此，藤原道长终于达到了他远大的目标，一家三后，替补天皇也是他的外孙子。甚至连这外孙子的枕边都已经埋伏上了他最后一个女儿，六女藤原嬉子——这位老谋深算的权术家连自己的后代的事都打理完了，后人只能按照他的脚步去走，藤原道长一系似乎便可以千秋万代，一统浆糊。
此时的藤原道长“政柄专归己，高下在其心”，权倾国家，尊贵无比；家中则是“鍚齎重叠，富重于皇室”，富可敌国，陶朱远遁。搞得后一条天皇有次生病，请和尚给自己祈福，在宫中居然找不够赏赐的绢物，只得跑去找外公要。也难怪这位爷曾踌躇满志的吟道：“此世即吾世，如月满无缺。”
为了确保自己家族的永世稳固，藤原道长不遗余力地培养下一代的接班人。他有七个儿子，分别是妻源伦子生的长子藤原赖通、五子教通，源明子生的次子赖宗、三子显信、四子能信、六子长家，还有妾所生的七子长信。
这些儿子中，除了三子显信死得较早之外，其它的人都活过了过了五十岁。其中长子赖通死时八十三岁，仅次于高寿的长女藤原彰子（87）。后来，藤原赖通当上了摄政、关白，次子为右大臣，四子权大纳言，五子教通为关白，六子为权大纳言。
宽仁元年（一零一七年），藤原道长将摄政的权权力移交给长子赖通，又于次年辞去太政大臣的职务，第三年到跑去当和尚去了，法名行觉。但是，就是这无名无份的行觉和尚，在此后的七八年时间里，只要他咳一声，朝堂依然震动不止。
一零二七年，势焰熏天的行觉和尚做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笔政治投资，把外孙女祯子内亲王（三条天皇的女儿）嫁给了敦良亲王——这个六根不净的和尚在临死前还是要想立设法地考虑如何强化自己家族的地位。由于嬉子在一零二五年生下亲仁亲王（后冷泉天皇）后就去世了，没有来得及成为道长家的第四个中宫，下一任的天皇身边没有了道长家的女人，和尚也已经老得不可能再去加班加点去生一个女儿去给天皇吹耳边风了，所以只好把外孙女派去做无间道。
他没想到，后来这位外孙女和敦良亲王所生的儿子尊仁亲王（即后三条天皇）居然是把法皇院政落到实处，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与他后人的拍砖运动。咳，毕竟只是外孙女嘛，人家又不姓藤原。
藤原道长在做完他的最后一笔政治投资后，终于在当年十二月病故了。在《大日本史》他并不短的传记中，并没有记载下他一星半点的施政记录，有的只是他一步步地取得了“辉煌”的家势，如何的弄权，如何的威风八面，如何的公器私用等等。
在他死后，他的继任者们“（赖通）骄侈过于道长。尝作高阳院，华丽无比。教通造二条第，亦极宏壮。赖通不悦，谓师实曰：‘大营私宅，充塞街衢，无乃踰制乎？’师实曰：‘固也。虽然家族所为，孰敢容议乎。’赖通颔焉。自是竞广第宅，互以侈丽相高”。
这样的寄生虫般的尸位素餐，不知民间疾苦，只知大肆征敛、盘剥百姓，自己随意奢侈挥霍的人居于庙堂之上，这般的政权还能混得下去，老天还真的没有眼了。
二十一 日本的三农问题（一）
在摄关政治形成之后，历代天皇大多没有什么作为——不是他们不想有所为，而是他们没有作为的权力。
当然，有一部分天皇也能够在让自己窒息的外戚压力之下伸出他们的小脑袋瓜子，多多少少也做了一些事情。
九零二年，朝廷进行了最后一次班田。打那以后，朝廷再也不给农民发田，美好的耕者有其田的时候结束了——尽管这种耕者有其田有时候还不如没有的好。
班田制结束后，国家余下的还没有被达官贵族们侵吞的原来公地由国司向国家承包下来，通过“请负”朝廷规定年贡的方式，取得了自己管辖的分国内原来的那些公地的经营权——这便是所谓的国衙领（地）。
国司们把他们所承包下来的土地进一步分包给这一国的老百姓，这种承包人叫做“田堵”（据说是因为承包人喜欢把自己的宅子、田地围将起来而得名）。承包人承包的土地的方式，便叫做“负名”。而这种层层分包的制度，被称为田堵制。
负名事实还算是国家的土地，田堵们要承包土地，还得每年向政府提交承包书，经政府同意方有经营权——这不只是给田堵们带来麻烦，还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谁也不知道自己今年还耕种得好好的田地，明年会落到谁的手上。所以，这种半拉子的改革让农民们极为不满。
同时，除了要上交给朝廷的年贡以外，国司们也要收取一部分吃喝嫖赌的活动经费。这些费用，是自然也得从农民们身上掏，而且标准还不统一，纯粹看农民的运气和国司的人品。如果国司人情味儿浓点，收的钱也就少些；如果国司的人品差些，那老百姓基本上没法活了。
为了抗议朝廷的土地政策和反对国司的暴敛，从九世纪后半阶段开始到平安时代结束，很有民主意识的农民们不断地上访、发网贴、走人大找政协窜信访办，到四处找还有良心的官员们为自己伸冤。
在国内解决不了问题的，都跑到了京城去直接上访（直诉），打着旗子高呼：要吃饭，要土地，反对暴力拆征，反正苛捐杂税等等。所以，如果你穿越到那会儿，看到皇宫门口数百人打着旗子在搞示威的话，那肯定就是农民上访了。
说到农民上访问题，不得不提一下几乎所有关于日本平安时代的书籍都提及的出现九八八年（永延二年，台上的是一条天皇，台后的嘛，是藤原兼家）的农民上书事件。
公元九八八年十一月八日，趁着冬闲之机，尾张国的八个郡的农民在郡司的带领下溜达到京城上访，向朝廷散发了一份标题为《尾张国郡司百姓等解文》的文件，控告其国司藤原元命的种种不法行为，要求朝廷罢免藤原元命。
藤原元命是藤原北家的人，鱼名流一系，离本流的关系距得比较远。作为一个小小的国司，他官儿算不上很大，官威官架却大得不得了——他的侄子藤原惟成当年花山天皇手下的红人，最后还跟花山天皇出了家，贴心小面袄的那种——没出息的叔叔靠着侄子的威风作威作福，不可一世，还跟源满仲打成一片，与武士们勾结起来，共同对付农民们。
农民们控告他罪行有那么几大项：一是暴征苛敛，在任职的三年里除了应上交朝廷的租子外，他还额外征收了十七万石粮食和其它日用品供自己享用；第二是贪污公款，私自吞没官府的财产及朝廷的救灾款；第三是强征人力畜力为他家打私人工，免费耕种自己的私地。如果老百姓敢不服从，则由源满仲派出那些胳膊上长是膘肉的专门打架的武士出场请人喝茶。
除此之外，这位爷最牛的一点是：让老百姓为几十年前的死人或者是失踪者还债——这跟想出墓地也要续费的人简直就是一个德性嘛。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这群郡司、农民中有个IQ特高的智囊，他们挑的时机极好。这会儿正好是朝廷刚变了天不久，正值刚上台不久的一条天皇、圆融法皇和藤原兼家煞费苦心地给花山法皇泼洗脚水之际，尾张国送来的这个典型自是大受他们的欢迎。
于是，当这份长达九千多字，控诉藤原元命三十一条罪状的上诉书送上太政官内后不久，朝廷即召开合议，撤换了藤原元命，以藤原元信代之。百姓闹出了效果，朝廷有了自己的德政，还可以狠狠地踩上花山法皇一脚，实现了朝廷与百姓的双赢。只有藤原元命苦着脸，边啃着他的十七万石粮食边在家里呆着郁闷。
这种皆大喜欢的事不是每天都有，在相当多的时候，农民们的问题不但没能得到解决，反而被某大教授式的专家鉴定为精神病加偏执狂。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破落没有组织老百姓开始采取过激的行动，袭击国司在京的宅子、摄关等重臣的住所，甚至连皇宫也未能遭到幸免。据统计，平安中、后期，皇宫平均每六年要给烧一次，扣除天灾和非故意，被老百姓们烧的次数也着在不少——当然，这除了反映社会矛盾之剧烈外，还体现了日本朝廷组织力之差，政府机构之松散。连天皇的地盘都被别人作了主，那还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