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统计，官兵因短兵交接作战而死了二十五人，中箭身亡的有二百四十五人，被溺死的有一千三六人，渡河的四千人死亡近半。别将丈部善理、进士高田道成、会津壮麻吕、安宿户吉足、大伴五百继战死。另外有一千二百五十七人水淋淋的爬上对岸，逃得一条生路，其它人则在别将出云诸上、道岛御楯的带领下退了回来。虾夷人以一千二百人的兵力，击溃了四千的官兵，并将其杀伤近半，可谓是几十年以来没有过的大胜利；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十四座村庄八百多民宅被烧。
桓武天皇尽管不爽，但他还是忍了下来，并给前线作了指示，命令前方集团进军，“前后相续”，不得孤军深入，先击败胆泽的虾夷人再逐次推进，还下令妥善处理战死的将士。官兵虽然损失不少，但一两千人的阵亡他还受得起，这种损失还没有动摇得了前军大军的根基，他还要继续的打下去，以争取毕其功于一役。
可是纪古佐美这位爷根本不想再打下去了，他写了一道奏折，声称胆泽之地的虾夷人已经被肃清，而志波、和我等地路途遥远，运粮不便，无法支持大军行动，暂时撤军，容后再图。
这道奏折被桓武痛批之后，他又写了一封豪气万志的报捷书：“所谓胆泽者，水陆万顷，虾虏存生，大兵一举，忽为荒墟，余烬假息，危若朝露。至如军船解缆，舳舻百里，天兵所加，前无强敌，海浦窟宅，非复人烟，山谷巢穴，唯见鬼火。不胜庆快，飞驿上奏者。”。
这一道奏折再一次被明察秋毫的桓武天皇骂得个狗血喷头：“夫斩贼之首未满百级，官军之损亡及三千。以此言之，何足庆快？”。
面对着这一群不中用的饭桶大将，桓武天皇再气也无济于事，只得默认其撤军的事实。九月末，纪古佐美回朝交还节刀，桓武天武立即命令藤原继强、藤原小黑麻吕等人“勘问征东将军等逗留败军之状。”，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然则这般大鼓旗鼓的追责跟这次进军一样，都是板子高悬，到肉无声。主要责任者纪古佐美丧师败兵，却只是“所念行不堪赐，免赐”，连个职都不免；而池田真枚、安倍墨绳等人则被削掉官职，还差点掉了脑袋，只因“久历边戍仕奉劳在缘，斩刑免”。真是朝中有人好做官啊。
桓武天皇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做准备，还集结了前所未有大军（当年在白村江，中大兄派出的军队最多也不过是二万多人而已），本想一劳永逸的解决虾夷人的问题，结果反而招至一百年来未有的惨败，心里的懊丧，可想而知。
但是，他的谥号里有个“武”字，可知这位爷是位不会服输的人。当年十月，他将巨势野足由正六位上提为从五位下，数日之后任命其为陆奥镇守副将军——桓武这一手，就象枪毙人之前先让他吃顿好的一样。
次年三月，因犯错误被贬的百济王俊哲被启用；三月，多治比滨成（桓武在骂纪古佐美的诏书中提及“滨成等扫贼略地，差胜他道”，说明这位爷还是打个些小胜仗，因此没受处理）被任为陆奥按察使兼国守。七九一年正月，文室大原任陆奥价；七月，大伴弟麻吕任征夷大使，百济王俊哲、多治比滨成、坂上田村麻吕、巨势野足任副使；九月，百济王俊哲被任陆奥镇守将军。新一轮的征夷战争准备开始。
与征夷工作同时组织进行的还有新宫的筹建工作。七九二年六月，桓武天皇因皇太子病而占卜，结果不出他所料是早良亲王作祟。桓武天皇敢跟虾夷人斗，但不敢跟心中的鬼斗，因此，在一边派人安抚早良亲王的亡灵的同时，一边派人觅地重建新宫。延历十二年正月，始令藤原小黑麻吕和纪古佐美在山背国葛野郡宇太村修造新京。
延历十三年（七九四年）十一月，桓武天皇正式迁都平安京，奈良时代就此结束。
二十二小结
奈良时代是日本律令制由发展到成熟的历史阶段。日本参考了邻国大唐的经验，建立了日本的自己的律令体制。以班田制为基本土地政策，历任的天皇注重农耕，奖励垦荒，大力推进农业社会的发展，经济上取得很大的进步。日本本土货币的铸造与推广使用，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土地缺少，农民负担过重，从而使得班田制难以维系，为此而出台的《三世一身法》和《垦田永世私财法》则彻底的动摇了班田制的根基，贵族、寺院则利用手中特权，拥有大量的“不输田”，促进庄园经济的萌芽。
奈良时代也是日本文学的起步阶段。《古事记》、《日本书纪》等现存最古老的书籍都是在这个阶段成书，即便连成书较晚的《续日本纪》，亦应归类于本时代的产物。除了记载天皇政事的史书之外，被认为是大伴家持主持收集整理的和歌集《万叶集》是日本古诗歌之集大成者，囊括了各阶层人物心声；另一本汉诗集《怀风藻》收集了一百二十多首日本上层人物的汉诗，尽管这些汉诗大多水平一般，但对于日本人来说，能用自己并不熟悉的语言作出比较符合押韵、对仗、格式的汉诗来，尽管如婴儿学语笨的笨拙，但也实属不易了。
此外，传记类、传奇记的书籍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代表的有淡海三船记录鉴真东渡日本的《唐大和上东征传》和无名氏的《蒲岛子传》等。这一时，无论是文学、绘画、雕刻等等都是唐风劲吹，山寨版大唐终成正果。
与绘画、雕刻、建筑密切相关的佛教在日本大行其道，不但在宗教领域全面领先于日本本土的土特产神道教，甚至把触角伸向政治中枢，道镜的八幡神托事件就是这一背景的典型事件。当国教差点儿使日本变成教国之后，桓武天皇不得不迁都以摆脱旧势力与佛教对政治的控制，但是寺院拥有的特权一直保留了下去，日后甚至成了争霸天下的一支武装力量。
走向繁荣的日本并不和谐，在八十多年时间里，朝廷的宫廷里先后发生了长屋王之变、藤原广嗣之乱、橘奈良麻吕事件、惠美押胜之乱、他户亲王被废事件、藤原种继刺杀等政治阴谋。在一系列的事变中，一百年前失去政权的天智天皇系终于重新掌握三神器。藤原氏南、北、式、京四家则此落彼起，长盛不衰落；皇亲统治被削弱继而化为虚无，各代天皇在有意或无意间削剪了自己的势力，从而为以后皇族的大权旁落种下了祸根。
不和谐的还有本土少数民族的征服。奈良期间日本的国土开拓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南部平定了隼人的叛乱并实行有效的统治；在北部的阻力较大，一旦天皇采取冒进政策，陆奥、出羽地区就立即出现严重的反弹，暴乱不断，要在北部地区实现有效的统治，还需要许多代天皇的努力。
对外关系上，日本试图以平等的身份与大唐开展外交，多次派出遣唐使与大唐方面接触、交流。矛盾的是，日本又企图以宗主的身份在对新罗、渤海国外交中取得优势，这种愿望与其不孚众望实力是不对称的，由此日本与新兴起的新罗自然谈不到一块儿去，最终造成双方官方交流的决裂。日本这种顽固的试图建立一个游离于大唐为中心的东亚秩序的朝贡体系最终使日本真的游离于东亚秩序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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