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奈良朝的女人们（十六）

既然天皇突然辞职不干了，转职变成了淡路公，国内无主，孝谦太上天皇便勉为其难，自动降职，继续当天皇，是为称德天皇。她的第一任期是在母亲操纵之下执的政，据说甚至连她让位给淳仁天皇也是光明皇后和藤原惠美押胜的主意，这样的天皇当得自然不过瘾。这一回大权在手，无人制肘，那可是要苹果得苹果，要梨得梨，吃一个扔一个，日子过得美滋滋的。道镜头一年才任少僧都，现在称德天皇专门为他量身订做了一顶帽子，叫做“大臣禅师”， 待遇照大臣施行。出家人本是四大皆空，跟名利场官宦场格格不入的，孝谦天皇脑子倒是很灵光，这么般僧俗结合的名字都想得出来，也真难为她了。

和尚给天皇治病有功要赏，大臣平乱当然也要赏。乱事终了，孝谦太上天皇马上恢复了给淳仁天皇和藤原惠美押胜改得儒气十足的官名和衙门名，并更换了一大批新官。其中藤原丰成受从一位，重新提了出来作右大臣；御史大夫是文宝净三，从二位；藤原永手是大纳言，正三位；中纳言是白壁王、藤原真楯；参议则比历朝都要多得多，有藤原清河（看穿秋水等牛毛的那一位），山村王、和气王、吉备真备、中臣清麻吕、石川丰成、藤原绳麻吕、粟田道麻吕、弓削净人——这位老兄在事变之前还是从八位上，身价暴涨，只因为他是道镜的弟弟。

公元七六五年，称德天皇将年号改为天平神护元年。

名虽神护，这一年却由头至尾都不太平静、惠美押胜的余党仍然到处煸风点火，而皇族之内对皇位也虎视眈眈，孝谦天皇很是头疼，尤其是在淡路岛上的废帝淡路公，生怕有人借用他的名头生事。二月份，她下令淡路守佐右宿祢助，要他加强对“配流彼国罪人”的守护，不能让外人接触他，借他的名号闹事；又改授刀卫为近卫府，以藤原藏下麻吕为近卫大将、牡鹿宿祢嶋足为近卫员外中将；她的老师吉备真备则放在在中卫大将的位置上，掌握军事；还下令王臣官家不许私藏武器，连打BB弹的气枪都得收回到国内的武库之内。总之，防火防盗防大臣，禁枪禁炮禁菜刀，各种维稳护和措施先后出台。饶是这样，还不免不了出乱子，先有和气王涉嫌谋反被诛，后来就是淡路公跳墙被堵回来，乱象纷纷。

再后来，她所依仗的藤原丰成，为了应证靠近正一位必死的规律，果断地死掉，没有帮上她什么忙；藤原真楯也跟着在第二年去世。她只好重用自己的老师吉备真备，委之于大任，藤原家的死一个人吉备真备就升一级，二年间由中纳言升为右大臣，仅在藤原永手和道镜和尚之下。这位已经七十岁的老爷也对得起他的学生，干得还是认真称职，为称德天皇加了不少分。如果不是他在的话，称德天皇一朝真的只能算是个垃圾箱。

我们前面说过，日本在刚进入八世纪的时候，在元明天皇的大力推动之下，用上了叫做“和同开珎”的钱。由于一开始铸币的技术很差，没有什么防伪标志，很容易被伪造，所以各种假币充斥于市场，物价飞涨，所以此后各代天皇对印假钞的家伙都是严重打击，为首者砍脑袋，从者大赦时都不予以赦免，还因银矿缺少，银币的币值高所以停用银币。

公元七六零年，朝廷再次发行货币，铜币为万年通宝、银币称天平元宝，金币叫开基胜宝。新铜币的面值是旧铜币的十倍，银币则相当于十枚新铜币。

孝谦天皇重新上台，变身称德女皇的公元七六五年，朝廷又发行新铜币，叫做神功开宝，跟七六零的铜币面值相等。

由于新铜币的面值定得太高，朝廷的举措不但没能平抑物价，反而加速了物价的猛涨。据说，和铜四年时一石米的价钱是33文，到公元七六二年，要一贯钱才买得下来，七六四年居然涨到了三贯，50年米价涨了100倍，摊现在这样的话，砖家们早就高呼经济崩溃了——当然，大伙儿也不必惊讶，在幸福地生活着的抄书者的老爸，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以三十块钱养活一家子老小，现在三千多块钱养不活一家三口，所以咱们跟当年的日本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总之，搞经济称德天皇不太行。唯一的好处是到她那会儿，货币的流通十分发达，以物易物除了在少数边境地区以外，已经不占主流。有钱人日子过得很是满滋润的，因为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拿钱来买得到，包括位阶。

出卖位阶并不是称德天皇的首创，是为了刺激货币的使用，早在元明天皇时代已经有相关政策，但到称德天皇时代这个现象十分普遍。作为发展货币经济的权宜之计，卖位阶倒不是不可行，但过了五十多年了，还继续保留着这种对国家的负面影响极坏的政策，称德天皇和吉备真备对这一点看得不是很清楚，做得不是很漂亮。

做得比较漂亮的事儿是出台“废止垦田私有令”。元正天皇的“三世一身法”和圣武天皇的“垦田永世私有令”是破坏班田制的大杀器，对彼时的国家制度危害极大，于老百姓没有什么好处，只有贵族、官吏们从中得益。由于新开垦的田地永世归个人所有，而且是“不输之地”，就是不用交税的土地，所以人们都拥去开垦新地，对政府的公田能弃之不理；“既得利益阶层”则利用手中的权力驱使民众为其开垦田地之余，还将农民开垦出来的现成的田地吞并为已有，形成了大小不等的庄园主阶层，并役使无地农民为他们耕作。

如此一来，离开公田的人越来越多，朝廷的财政越来越困难。政府为了解决越来越大的赤字，不得不加重对农民的征敛，从而形成朝廷重税——农民负担过重——农民离开公田——朝廷再加税这样的恶性循环，本来是为政府打工的农民逐渐变成了为庄园主打工的“房户”。

圣武天皇与橘诸兄是糊涂蛋，称德天皇、藤原惠美押胜、吉备真备等人倒是看得很明白（当然，是根于他们那个时代理念基础上的明白）。藤原惠美押胜时代，朝廷就调高了中男和正丁的年龄，还把每年60天的徭役减为30天，对一些“陈年老税”减轻或者免除。这些政策虽然只能起到缓和作用，毕竟还是给老百姓带来一些好处，倒也不能一味地抹杀。

神护元年，朝廷出台了“废止垦田私有令”，永远禁止垦田私有。除了寺院以外，任你怎么垦，都要交给国家。

永远有多远？称德天皇们告诉大伙儿：二十年。

这同样也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它打击了个人对土地开垦的积极；新土地的开发只有由朝廷的进行也加重朝廷的负担。更要命的是，你这条规矩把“既得利益集团”的尾巴踩得个正着，人家搞自个的小家的建设搞得热火朝天，你却偏偏要往上泼一盘冷水，不跟你拼命才怪。

所以，这条法令注定是短命的。而且，上有政策，下有对政策，它就连“权宜”的目标都达不到。

就在“废止垦田私有令”颁布之后，各地的豪强们对释家牟尼的传人的虔诚程度突然翻倍地向上涨，纷纷把自己名下的土地献给了寺库。越前国的利波臣志留志把自己开垦的一百町地献给东大寺，得了个从五位上；武藏国大伴部赤男也把自己的一百町地献给了西大寺，等等。

其实，无论这些人怎么把土地“献”给寺院，都不过是钻政策空子而已——把土地献给了寺院，按照《废止垦田私有令》政策，国家自然就不能收回；东大寺西大寺人力有限，不可能跑那么远去管那些田地。所以，这地儿名义上是献了，实质还是归他们自己管。当然，每年是得给寺院上交那么些稻子麦子，可至少比被朝廷收回去好，也至少比朝廷的税率低，而且一不小心还可以混个官当当，真是一举两得么。

看来，在钻朝廷政府的空子上，古今中外的老百姓都是充分发挥自己智慧的，无一例外。

在吉备真备等人的辅助之下，称德天皇做了许多无用功，那是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她也无能为力。如果单单这些个无用功的话，她即便不能算得上是个明君，至少也不会有太大的坏声名。但是，由于她宠信道镜和尚，以招致后世骂名不断——当然，也有人认为后来继承她位置的白壁王是天智天皇系的后代，为证明自己继承权的合法性，积极地向她泼脏水的结果。塾是塾非，看官们自行判断。

一个和尚挑水喝，二个和尚扛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抄书者提及的奈良时代的和尚只有三个人。一个是玄昉，第二个是鉴真，第三个是道镜。

玄昉早在二十年前就离奇的死亡了，不必多说；鉴真和尚是在惠美押胜造反的前一年圆寂的，虽然在前面略论中已经说过他的事迹，但作为中日古代交往的一个象征，他算得上是一个“标竿”，因此不妨再对其人其事细说一番，然后再说道镜与称德天皇不得不说的故事。对和尚没兴趣倒是喜欢八卦的看官不妨直接跳过看后一节。

鉴真俗名淳于，出生于公元六八八年，是江苏扬州人，跟韦小宝是同乡。

扬州这地儿是水陆枢纽，交通发达，自汉代以后就是富得流油的地方。鉴真的老爸是经商的，至少也算得上小康之家以上，大富大贵可能提供不了给鉴真，温饱问题却大概是没有的。

鉴真似是与佛有缘的那种，十四岁就在大云寺出家，先是师承智满，后拜道岸学习戒律，并正式起法号为鉴真。公元七零七年，他到了长安深造（算是今天的领导干部到北京中央党校混文凭的那一种）。第二年，弘景和尚给他受“具足戒”——师父给弟子授戒说明他已经和尚了，而受“具足戒”的和尚则是学问精深的高级和尚，算是讲师，可以上台传法了。

这一年他才二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