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班田给你并不是白给的，是要分期付款的。虽然不要付首期，以后每期（也就是每年了）一段要交二束二把，按当进的产量来评估的话，这税率大概是百分之三左右。除此之外，正丁每年要去京城给政府白打十天的工。经申请同意，可以不去，要交二丈六尺的布让人家顶你去做；次丁则打对折，减半。
天皇和官僚们自然不能光靠吃饭穿素衣过活，因此农民们还有另外一种负担，叫做调，即向政府缴纳布料、染料、油等等杂七八糟的东西。这是男人的专利，女人不用负担。日本的男丁象有权交纳所得税的共和国公民一样的欢喜雀跃：俺可以为国家作贡献了，有小JJ就是好。
如果只有上面的那些“税”的话，负担并不算太重——俺们公民现在吃个馒头都要向国家交百分之十七的馒头钱，比馒头高级一点的消费甚至要高到百分之三十几去。就那么凶猛的税，有些五毛还特意当它不存在，跟咱说咱们没交税，没给国家做贡献。也怪不得有人说：五毛会把你的智商拉低到他的等级，而后再跟你拍砖。此言虽糙，却真真切切的真理。
但是，日本人的负担并不止于此。根据规定，正丁（约21-60岁，不同时代有所不同）中轮流有四分之一的人要去服兵役或其它的义务役。这些人当兵的费用不是国家出的，他们吃的粮食、兵器盔甲、差旅费等等所有费用都是自己掏的腰包，真真正正是“不要问国家为你做啥，要问你为国家做啥了”。抄书者倒是想得不是很通，国家到底是个劳么子东西，能凌驾于一切事件之上，不用为民众做啥，就净能享受人家为它做啥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家里的正丁被抽去服役啥的，他不但不能再为家里生产生活资料，还需要从吃家里的老本。家底不殷厚的，根本就负担不起。咱们的口号是“一人当兵，全家光荣”，那会的日本却是“一人当兵，全家破产”。
包括兵役在内的许多徭役压跨了许多中下阶层，有些人怕被五毛骂，不敢问国家为自己做啥，自己却也穷得没有能力再为国家做啥，于是不愿意为国家打工，干脆仍下了犁耙，放弃了他们来之不易的户口，当起了黑户。
黑户多了，为国家干活的人便越来越少，按说空置的地应该越来越多才是的。事实上却非如此，当权者们利用自己的权力，私分国有资产，拥了大量的土地，以比“国税”低一点的比率请黑户来耕种。这样一来，可分的田少了，人口却多了。有人不愿种地，有人没地可种。这问题，搞得天皇哥哥姐姐们头大得一个抵三。
元明天皇在位期间，对租调庸制度进行多次的调配、规范，在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方面也出台了一些政策。和铜五年，她下令新王豪强不得多占山野，妨害老百姓生的生活。六年七月，她又下诏说：“诸寺多占田野，其数无限，宜自今以后，数过格者，皆还收之”。
对此，老百姓并不买账，继续逃亡。到了灵龟元年（七一五年），她不得不下诏肃令禁止老百姓规避课役，弃地逃亡，同时要求地方官要安抚百姓，加强教化，不得“妨夺农业，侵蛑万民”。
这些政策的出台，似乎并没有收到什么成效。
农民们在饥饿和低俗中的挣扎，并不影响达官贵族和僧人们的“高雅”。 元明天皇在迁都时除了把朝臣百官加上老百姓迁来外，把许多“国有”的大寺也都迁来过来，如元兴寺、药师寺等。好象这样还不足心自己的虔诚似的——后来的称德天皇老姐不但献身于佛教事业，甚至献身于佛教徒，可见皇族们对佛教是如何的虔诚了——元明天皇和她的后继者们把寺庙建得到处都是，就象今天的银行米店一般。
奈良时代日本的寺院大体上可分为御愿寺、国分寺、私寺等等。御愿寺是国有的寺庙，捧的是金饭碗，吃的是天皇和国家的饭，如东大寺，有土地数千町，天皇老哥还赏赐奴婢四五百人，这小日子过得比少林寺的方丈老哥还要水溜。
国分寺大都建在各国的国都，由地方政府或者贵族们供养，虽然比御愿寺稍差，日子却也过位很惬意；私寺则是个人修建的寺院，待遇上比前两者差多了，部分指望国家政府，部分靠施舍。它们之间区别，跟公务员，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是一样的。
寺庙有等级的高低，佛自然也会有东有西。按道理说，宗教本来纯粹的东西，不应有太多的分歧，事实上，僧人们却因理解的不同，派系横生，形成了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律宗等宗派。当然，这些个宗派并不是日本的土产，全部都是泊来货，大伙在大唐吵得没完没了，跑到日本继续拍砖。
由于天皇们笃信佛释，使得佛教成为一支重要的入世的政治力量，对日本的政治、社会影响相当大。
当然，和尚们并不是官僚，也不能当官僚，官僚还得另行培养。彼时日本培养官僚的地方就是续守言们供职的地方——大学僚，这是日本的“中央党校”；在地方上，设有国学。
参考唐朝的制度，日本人也搞人才选拔考试，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一门不少。不过，他们的考试，跟大唐的科举考试有着本质的区别，跟官职是不挂钩的。贫贱人家的孩子，想通过科举跻身官僚阶层连门都没有。
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同样也是培养酸秀才的地方。打上一个时代后，日本人变得越来越酸了。奈良时代，除了《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两本杂七八糟的史书外，日本人还整出两本小册子，一本叫是《怀风藻》，收集自天智天皇那会到圣武朝等几十人写的汉诗（即是以汉字书写的诗，从大唐来的进口货），抄书者曾在前面抄过几首；另一本则是叫《万叶集》，是以汉字标音的和歌集，这是土特产，类似日本的《诗经》。
在这种气氛中，重视文化的元明天皇起着重要的带头作用。和铜四年（公元七一一年）九月，为“讨核旧辞，削伪定实，欲流后叶，”她下令太安万侣按照曾经背诵过已经散失了的《帝纪》、《旧辞》的舍人稗田阿礼的口述，整理出《古事记》——当然，这样子编撰出来的书压根不可能达到“削伪定实”的目标，反而是死命地往历史里灌更多的水，成了天皇自己在家里自编、在床头自看YY小说。所以，后世很长时间都不知道有这本书的存在，甚至有人认为它是后世伪造的。至于那位过目不忘的神童稗田阿礼，有人认为是藤原不比等，又或者是是太安麻吕为自己的天马行空的创作提供依据而附会出来的人物。
和铜六年五月，元明天皇下令地方编撰风土纪，用以记录“畿内七道诸国郡”的地理、历史、农业、传说、风俗等等内容。畿内七道是参考大唐的办法，对本国国土条块划分出来的行政区域，“畿内”也就是“五畿”，指京畿区域内的山城、大和、河内、和泉、摄津五国，大致集中京都周边，是当时日本最为发达的精华地区；七道是指除此之外的七个区域，分别是东海道、东山道、北陆道、山**、山阳道、南海道、西海道。
五畿七道的称法，据说起源于天武天皇。在北海道被吞入日本后，又有“五畿八道”的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