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山寨时代
一 遣唐使（一）
中国和日本在飞鸟、奈良、平安时代的来往交流中，有一个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关键词，“遣唐使”。
我们已经知道，日本最初向中国派出遣唐（隋）使，是在圣德太子执政的时代。他们起初的目的以政治为主，学习为辅，经济目的基本没有，而且天武天皇上台后还中止了几十年，派的人、船也都不多。这一时期，可算为第一阶段。
公元七零二年，文武天皇恢复了与大唐的外交关系，遣唐使逐渐变成以学习目的为主，政治目的为辅，经济目的次之的学习性团体。当然，他们派来的那么多人不是全部都能进入长安城的，除了使团的主要人物外，其它的人只能望京兴叹——大唐这么做想必不是为了防禽、猪流感。
从公元六三零年开始，到八三八年为止（日本人在八九四年还计划组织了一次，连人员船队都准备好了，但是那会儿大唐已经成了弱唐，宇多天皇最后决定为了节省公费开支，不去了，所以真正的结束时间应该算在八三八年），扣除那些纯使团性质和接送人员性质的出使以外，日本共派出十二次遣唐使。单就数量来说，并不算多，但从人头数来说，绝不为少。
最初的遣唐使一般由两艘船组成，每船约一百二十人左右，算是搞个双保险；八世纪以后，船一般增加到四条，人增加到五百人左右。有记载的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公元八三八年的遣唐使团，共有651人——那可是两个营的兵力啊，再多点的话使团的正使可还真的就是“团长”了。
在日本的记载中，遣唐使最初被称为“西海使”、“入唐使”，喜欢啰嗦化、严肃化的叫做“遣大唐大使”，到了养老年间，名称才改成“遣唐使”。大唐方面历来以上国自居，懒得搞那么复杂的东西，一律将其称为“朝贡使”。
使团一般有正使或大使一人（有时大使之上还有押使或者节使），副使一至二人、判官一至四人、录事一至四人。这些人员负责正式跟大唐打交道、搞交涉和记事乃至使团的组织和管理，算是第一类人。他们除了通晓经史、才能出众外，还得有个条件，那就是高和帅（这算是一个条件还是两个条件？），就算是上了年纪，也得是老帅老帅的老头儿，钟馗式的人是不能派出去的，影响国格，丢大日本的面子。
第二类人是过来学习的，包括留学生、留学僧、还学僧、还学生、玉生、锻生、细工生、船匠、医师、阴阳师、画师、乐师等等。这一类人大多是日本国内各行各业的能人，前来进一步深造的。有一部分人长期留在大唐学习，比如留学生、留学僧之类；其它大部分人则是在使团办事的这一年时间里四外拜帅游历，有些人则去搞政府采购什么的。
第三类人是使团的服务人员，什么船长、水手、杂使、保安等等之类搞后勤的。
遣唐使来中国的航路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北方线路，具体走向是由难波向西穿过濑户内海，或者直接从九州筑紫起航，经过壹歧、对马到半岛国家的济州岛，然后沿半岛西南海岸连一直西行，在汉江口、瓮津半岛折向西边，越过黄海，到山东的登州或者莱州登陆；或从汉江口继续沿海岸走，在鸭绿江口再西折，还是在山东登陆。由于这条线路大体沿着海岸线走，中间的对马海峡并不宽，所以比较安全一些。但由于其路线曲曲折折，也是里程最长、耗时最多的，甚至有些时候还指望不上——跟新罗人高句丽人开打的时候。
第二条路是从南部岛屿走，从筑紫沿九州西部海岸南下，经种子岛、屋久岛、奄美岛、琉球然后西行，到达长江口岸，在扬州登陆。第三条线路从筑紫越五岛列岛，跨过东海，入长江口岸。这两条路线都要横越东海，虽然路程比较短，也比较省事，但危险性比较大。
日本人早期一般走北线，航海技术提高之后大部分改走南线或者南岛线。“航海技术提高”只是相对而言，仍然保不了安全，几乎没有那次不出事故的。按照菅原道真可能有些夸大的说法，遣唐使使团的死亡率达50%左右；总共的五十艘多条船，有四分之一左右遇难。
比如，宝龟八年（公元七七七年），日本朝廷派佐伯今毛人为大使组团去大唐，这位老兄怕死，称病不肯去，后改小野石根为持节副使（实质上是总负责人了），大神末足为副使出行。
在来程时，风平浪静，波澜不兴，小野石根们平安地到达大唐，完成了使命，不但没有什么大的损失，在第二年拆返日本时，船上还多了一些人——唐使赵宝英和藤原清河在中国所生的女儿喜娘及其从向人员。
返程的前程依然比较平静，使团人员喜气洋洋，都盼望着早日回到阔别了一年多的故乡。
正应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句老话，眼看还没有几天就可以回到筑紫了，一场暴风却不期而至。在惊涛骇浪中，主船上的小野石根和赵宝英等数十人被卷入海内，很快就被海水吞没；其它三艘船在惊涛骇浪苦苦挣扎，自顾无暇，根本无法救援。
受到重创的主船失去了动力，飘在海面上打转转。不知道建造这艘船的包工头是不是专搞豆腐渣工程的，泡着泡着船居然裂成了两半，船头有56人，而判官大伴继人和喜娘等41人在船尾。就这么飘啊飘，破残的船体竟然飘回了日本。喜娘这才来到自己的父国，受到天皇的接见。
正因如此，到对大唐失去了新鲜感的后期，日本人视赴唐为险途，有推则推，失去了热情。公元八三八年，小野篁在两次渡海失败之后，打死也不愿意再去了，称病不出，还写了一首诗讥讽西行的事儿，结果被流放到隐岐岛。
公元八九四年，也就是日本最后组织的那一次派遣活动的准备期间，被指派为大使的菅原道真上书说死在半路上面的人比能成功往返的人还多，坚决反对再次派使——他的话虽或夸大，却也足可见唐日之间路途艰险。遣唐使在日本朝廷里风光，大唐国土里精彩，半路却是鬼门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