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爷从基层开始做起，历任县处级、地厅级干部的职位。六十二岁之前，虽小有名气，但并未能进入中央阶层，纯属慢热闷骚型，大器晚成的人材。六十二岁被派到百济的时候，还是戴罪之身——他老人家去查李义府，却被李义府反咬一口而入罪——又没打过仗，送他去百济，等于把他送死。但这位老爷子却看到了机会，自己说“天将富贵经翁耳！”，便以此为契机，拉开他波澜壮阔的最后二十年的帷幕，最后爬到极为人臣的的位置，可谓中国旧官场的一个标竿。

白村江之战，是唐新联军攻略百济战役中的一部分，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算得上一场比较大的水师决战。但与动不动就十万数十万人对抗的陆地战役来说，规模也就一般化，想看一场精彩的武戏的人可能会失望。

这一场仗对于大唐、百济、新罗、高句丽、倭国来说，各有其不同意义。

对于大唐来说，这一仗彻底地结束了百济境内有组织的抵抗，大唐可以收拾残破的百济山河，在此建立前进基地，形成对高句丽的南北部围攻的局面，为平息帝国来自东北方向的威胁打下了基础。

对于新罗来说，他们终于除掉了百济这个几百年的宿敌，不但摆脱了被灭国的危机，还看到了占领朝鲜半岛的希望。从这个时候开始，新罗开始对大唐的指令阳奉阴违，貌合神离，在合作中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不断的制造各种事件，按照蚕食——鲸吞——装孙子的步骤慢慢把原来三国的大部份土地收入囊中。

六七六年，在双方的妥协下，李治把安东都护府与熊津都督府撤回辽东，朝鲜的疆土基本定形。

就此看来，白村江一战收获最大的无疑是新罗人。

战争对于胜利者来说，带来的是“机”，对于战败者来说未必好受了。

对于高句丽来说，它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这一场整整持续三年多时间的百济战事。可白村江一役使得它成了孤家寡人，失去了百济的呼应，倭国也不敢再涉足半岛事务，它所有的可依仗的势力都已经靠不上了。尽管还有牛人渊盖苏文的苦苦支撑，但灭国已经是板板钉钉，不可挽回。

对百济人来说，白村江一战不旦击破了他们赖以“复兴”力量，还从精神上彻底地打破了他们复国的希望。既便是不肯归服大唐的遗臣，也只能失望的扬帆而去，“归化”于倭国人，再也不敢在半岛上与唐新联军争强斗胜。识时务乎？绝望乎？两者皆有吧。

对倭国人来说，这一场仗却让他们又悲又喜。悲在于数年准备的装备、不知其数的士兵，被唐新联军一举歼灭在白村江口，不但没有恢复盟友百济的国土，自已染指半岛的企图也被彻底打破，在半岛上曾经若有若无的势力被一扫而空。梅原猛认为，这一仗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比起一九四五年的失败意义更加重大。因为二战的失败，倭国被清算的不过是明治维新后七十年的扩张史；而六六三年的失败，要算的帐是过去三百年的侵略半岛记录。

倭国在这次失败之后，害怕唐新联军的报复，龟缩于半岛，在面对大陆方向的九州北部设置太宰府，花了大量力气加强国内的防御——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大唐方面并没有把倭国纳入大唐的“防卫圈”里面，对进攻倭国没有什么兴趣，甚至后世的史书对平百济的记载都极少提及倭国人的参战的事。

中国的史书如此，《三国史记》更加懒得提这位恶邻。对这种被无视的待遇，不知道倭国人是否有失落的感觉。

有人认为这一仗扼制了倭国在东亚扩张的势头，这倒太抬举倭国人了。倭国人这时候就算是跟半岛三国人相比，从社会、经济、甚至军事力量上都已经落后了。三国相争的局面不变的话的，倭国还可以通过分化、联盟的手段取得一定的力量存在；不管三国最后归统于谁，都不可能让倭国人的爪子伸到半岛上来。

喜的一面是，倭国人终于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远远不如大唐，从而为深化改革提供了动力，努力的全面山寨大唐，苦练内功。倭国人是个好学生，而且还是有创造力的好学生，这个山寨版的大唐在后来显示出了他们强大的生命力。

十八壬申之乱（一）

白村江战败，中大兄很失落。第二年（公元六六四年），倭国朝廷又重新调整了发帽子的政策，由原来的十九顶加到二十六顶。

从圣德太子主政时代开始，改革先改帽子已经成了常例。中大兄这一加帽子，人们就开始议论纷纷，都说中大兄又要搞改革了。大伙都开了明盘暗赌，下注押宝，看看这一次中大兄准备要革谁的命。朝臣贵族，心下慌慌，怕不小心那根针指着的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