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一系列制度的实施，改革派们为了下一步的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与之同时，国调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中。当年九月，孝德天皇派使者到各国收缴兵器，以防出乱子。

改革派们尤嫌不足，为了确保绝对的安全，把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的状态，已经出家当了和尚的古人王子，不得不在史料中拿起了屠刀，造起反来。跟他一跟造反的人据说有与苏我田口臣川堀、物部朴井连-椎子、吉备笠臣垂、倭汉文-直麻吕、朴市秦造田来津——佛是修不成了，没啥奔头，还是造反吧。

抄书者只是怀疑，古人王子在这个时候造反，难道比当初轻王子装模作样的推位的时机难道更好吗？古人王子的造反，也只是传说中的背叛参予者吉备笠臣垂的一面之辞相证，并没有真凭实据，保不准只是改革派们斩草除根编出来的莫须有而已。

中大兄在听了吉备笠臣垂的首告之后，马上当机立断，带上菟田朴室古、高丽宫知和几十名兵丁（据说只有三十人，对付一个有阴谋，有组织的造反者，这几个兵是不是太少了点？），直扑古人王子的住处，杀死了古人王子和他的儿子，其妃子也自缢而死。

安全隐患终于被和谐掉。改革者们可以放下屠刀，安安心心的在古人王子的尸骨上搞自己的改革。

十一月，改革派们发出了吹风文件，文件说：“自古以来，历代天皇，为了你好我好大家好，都设臣、连、伴造、国造，分据各国，各自己管理手下族众。但是，有那么一小撮反动分子，随意驱使民众，浪费民力；放肆占据国家的资源，当作自己的财产；又为了这些财产，互相撕杀，种族间大搞械斗；有些家庭，甚至兼并数万顷田；有些人在进调赋税时，自行收敛，自己拿大头，国家拿小头；刮掠来的财富，自己建豪宅，建巨陵。老百姓对此深恶恨绝。从现在开始，有权势的人，要把土地分割，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卖给老百姓，按年度来收回投资，不许再兼并土地！”

当年十二月，为了配合改革工作，孝德天皇将都城由飞鸟地方迁至难波。老同志们都说：“今年以来，自春天到夏天，老鼠们都向难波搬家，大概是事先知道天皇准备迁都了吧。”

第二年正月，改革派们谋划了半年多的新政策终于出台了。具体有以下的内容：

一个是“罢昔在天皇等所立子代之民、处处屯仓，及别臣、连、伴造、国造、村首所有部曲之民、处处田庄”。为了改革的平稳过渡，不要打破太多人的饭碗，朝廷仍给予臣、连、伴造们“赐食丰太夫以上”。这条政策把土地和人民全部收归国有，彻底地打烂了贵族们赖以跟天皇叫板的基础，贵族们再也没有跟王族对抗的权力了；同时，部民制的土地也成了“公地、公民”，它是班田法和租庸调制的基础和前提。

二个是定都与设置官制，以及划分行政管理区域。孝德天皇之前，每换一代新天皇，天皇们都要象老鼠一样，到处搬家，活个半个游牧民族，虽然每一代人都搬得不算太远，却也因此而没有一个稳定统一的行政中心——到那时为止，倭国连个真正的“京城”都是没有的，只有各个天皇的“XX宫”而已。孝德天皇的想法，大抵是要从自己的一代开始，把都城稳定下来，好好地搞一个远景的规划建设一番，形成一个都市。

当然，他的这个“都”命并不长，几年后就被中大兄大搬回去了，那时他还没死呢。

“东自名垦横河以来，南自纪伊兄山以来，西自赤石栉渊以来，北自近江狭狭波合坂山以来”设畿内国，这里是特区。畿内设国司、郡司、关赛、斥候、防人、驿马、传马，每人发个大印盖；畿内设基础组织“坊”，每坊任何一人为坊长；四坊设令一人，坊令和里坊长都选自坊间。

畿内国以外其它其方设郡，四十里为大郡，三十里至四里为中郡，三里为小郡。郡设郡司，从当初的国造中选取——打破人家一个饭碗，总得还人家一个不是？不然人家没饭吃是会造反的。

第三是造户籍，定班田法和租庸调制。孝德天皇以五十户为一单位设一里，任命里长（也应该是从“里”里面中选取的），负责调查户口、收税、警察工作。

班田法就是把田“班”给农民，面积标准是三十步长十二步宽的田为一段，十段为一町。农民按照自己受田的数量向朝廷交纳“公”粮，一段的田地交公粮二束二把；除此之外，农民们还要以实物顶替以前要付的劳役，里的仕丁和采女的出差费用也得本里的各家各户来承担。

第四个，啊，暂时没有第四个了。如果非要说第四个的话，就是太子中大兄同志为了以身作则，于三月自动地把自己掌管的部民、屯仓全部交归国有，从而成为了当时的一个正面典型。

榜样力量是无穷的，带头作用是巨大的，土地人民的国有化就此得到彻底的执行。唯有明白时势的底下人都在嘀咕：您老交来交去最后不还是您自个的？反正你不愁没饭吃，咱不同，以后就等着看您的脸色等饭吃了，能有您那么爽快吗？

大化二年三月，孝德在京主持会议，总结前一阶段的改革各项情况的落实情况。他认为，在前一阶段的改革工作中，大家的表现是好的，成绩是主流，改革的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但是，还是有那么一批人，不顾朝庭的三令五申，以身试法，骚扰老百姓，占公家便宜，甚至还出现依法受贿等现象，对这一批人我们一定依法依规处理，构成犯罪的，还要移交有司追究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