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条，“绝餮弃欲，明辨诉讼”。这一条不妨给咱们大腹便便的官们和南京的徐老太案的法官和各位喜欢严刑迫供的警察看一下。俺们不能让你绝食，但能否少点公款吃喝；俺不能让你弃欲，但你们的情妇队伍能不能不那么的庞大；俺不能让你每案均对，但能不能做到有法方依而不肆意的挥霍人民授予你的权力？
第六条，“惩恶劝善，古之良典”。 惩恶劝善，谁都会说。俺们的屁民，天天都在骂贪官污吏，正义感强得很。但是，如果自己能从歪门邪道捡到些好处，得了些便宜，也会享受得理所当然。如果有幸跻身入体制之中，拿得几块钱薪水，那加更乖乖的不得到了，一见有事，马上就忠心耿耿毫不犹疑的扑上来狠狠的撕咬跟自己当年一样在体制外苦苦挣扎的下等屁民——君不见如今网络上N多的网络评论员与五毛吗？
所以，您要说咱的屁民真的明白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还咱还不怎么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利字当头罢了，骂贪官污吏，为的是利；出卖良心，同样也是利。
第七条曰“人各有任，掌宜不滥”。这一条说的意思是要会用人，用好人，因岗取人，不因人而置岗。俺们天天叫竞争上岗，谁知道背后有多少龌龊的东西在里面？卖官买官、裙带上岗、营私舞弊，多得老去了。一个官位，骗得无数人的竞争报名，赢造河蟹，却又怕别人抢去，把条件设死，只差没把自己袋子里面那位老兄老妹的名字填上去了。为人，何必如此虚伪？真接往他（她）头上扣顶帽子不就完了么，真是又要做**又要立牌坊。
第八条是“群卿百寮，早朝晏退”。这一条也写得宪法上去，圣德太子水平看样也不怎么样。但是如果“早上围着轮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下午围着裙子转，晚上跟着地球转”的各位领导大爷能做得到，多做点脚踏实地的事情，也算是善莫大焉。
第九条，刚好过半，圣德写的是“信是义本，每事有信”，讲的是信义的问题。说实在话，尽管生在满口仁义道德的中国里，吃着地沟油，喝着三聚氰胺奶，啃着瘦肉精火腿，作了孽还称自己是受害者的中国人“信”字有几斤几两大伙儿都清楚。当我们已经不敢把手伸向倒地的老人的时候某些媒体还不要脸地不承认道德水准的下滑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问一声到底是什么使我们中国人道德水沦落到今日的地步呢？
第十条，是“绝忿弃瞋，不怒人违”。这一条颇有机锋，“人皆有心，心各有执。彼是则我非，我是则彼非。我必非圣，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人看问题都自己的角度与立场，我的不一定对，他的不一定错，大伙儿都是凡人而已，不需要弄些伟光正在糊弄大家，历史也证明没有始终的伟光正的人和团体。
“明察功过，赏罚必当”是第十一条。我们又是绩效办，又是督查室，给这个单位打分，督那个单位工作，却从未有一套成型的考核体系。绩效考评，往往成为了上级修理看不顺眼单位的工具，问责问来问去都是小老鼠，老虎始终占山为王，赏罚必当，从何谈起呐。
第十二条是“国司、国造，勿敛百姓”。在据说是税负最重，社会保障体系最差的大国里谈这一点简单是笑话。有人指出明代未年农商的税负不过是六十分一到三十分之一，而今日三十万亿的鸡得屁居然抽出七万亿的税；一个油价在国际油价来来回回折腾中居然能翻上一倍，死人还得交房租的国度我们能说什么呢？咱们接受的教育说是一切都是国家的，但国家又是谁的？国家只是一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空虚概念么？
第十三条“诸任官者，同知职掌”；第十四条“群臣百寮，无有嫉妒”，说的是不许红眼病，妒贤嫉能的问题；第十五条“背私向公，是臣之道矣”是如何处理公私。这三条都是言明做官之道，规范官场行为的条款。咱们当今官场如何，官爷们自然比我等屁民清楚。
第十六条是“使民以时，古之良典”。这一条对当今社会的意义已经不大。
第十七条是“夫事不可独断，必与众宜论”。这话当今的领导们是不爱听。民主是扯淡，集中才是本意，任你七嘴八舌也不过是个过程，最后还得看我一锤定音。如此的民主集中制，造就机关单位里领导独裁，听命的部下是奴才，不听命的部下是废柴。
通观以上圣德太子的宪法十七条，作为一个宪法是远远不够的，没有规范性的条文、标准与处罚依据，这则宪法至多能算是等同于“八荣八耻”一类的行为准则。然而，在读完这十七条后，抄书者发现，在俺们泱泱大国里，连倭国一个一千四百年前制定的行为准则都没有做得，心里面冒出来的不只是悲哀，更多的是无奈。我们天天的指责日本人是怎么怎么样的民族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的自以为是有言语之下是否掩藏着某些我们拒绝承认的劣根性呢？
为了配合宪法十七条的颁布，全面推广佛法，加强王族的形象宣传，圣德太子于推古十五年为《妙法莲华经》、《胜鬘经》、《维摩经》三经作注，书名《三经义疏》；推古二十八年，圣德太子又与群臣商议，开始编撰《天皇记》、《国记》、《臣、连、伴造、国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记》，这也是倭国首次编写史书。不过，圣德太子在第二年就死了，这些书应该大多数是他死后编撰完成的，又在与苏我虾夷的斗争中被焚毁亡佚，里面怎么吹的牛怎么扯的淡咱就不知道了。
冠位制虽然在选拔人材方面起到一些作用，也在试图建立官僚体制上做了一些努力，其收效并不大。氏姓制此时还没废除，与又有权又有名的氏姓制相比，这顶帽子的实际作用并不突出；下层阶级就算是授了冠位，也是有名无实，只可光宗耀祖，无权吃香喝辣，政治行政大权还是掌握在贵族老爷们的手里，天皇试图集权的努力的效果微乎其微。
冠位制的成效不大，宪法十七条也没起到什么作用是可想而知的事。规范社会行为，最终还得走上法律与制度的路子，而不能指望此类道德性的准则。人性是不可靠的，需要强制性和约束能力的法律；法律不是为了把一个人变做好人，而是通过威慑力让一个人不做坏人。道德规范只有在这个规范没有踩着当事人的尾巴的时候才有效，你要豪强们“承诏必谨”，苏我马子却连天皇都敢杀，小小诏书算得个啥呢？
彼时王权软弱，社会不稳的关键在于部民制。部民制使得豪强们可以在自己的范围内建立一个小王国，拥有一个兵权财权人事权，管不住人家帽子和钱包的天皇对豪强的手下并没有什么约束力，他们只效忠于给自己帽子带、给自己钱花的领主，对效忠天皇毫无兴趣。
更要的命，就算是王室的仓屯，也需委派国造、伴造去管理，他们往往就是氏上、豪强——一般人也混不到这位置啊——拥有军事政治权。对于比较强大的豪强来说，天皇所能够依靠的只有他们的忠心。可这忠心这玩艺是人性，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是靠不住，指望不上的。
是故，最终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彻底打烂部民制，重新洗牌，剥夺豪强们相对独立的军事、财政大权，成立只效忠于王族的官僚体制。作为牛人的圣德太子不太可能不知道根本症结所在，然而在苏我氏们还拥有强大力量的时候，任何试图触及他们利益的扩张王权的企图，都有可能引起他们强烈的反扑而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圣德太子的步子不能迈得太大，太急。他所实施的改革只是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利用佛教、冠位制、法律、修史树立王族的权威性，寻找王权的支持者，一定程度上限制豪强的势力。推古朝改革的意义，并不在于它取得多少成效，而在于它迈走了王族们加强王权努力的第一步。如果圣德太子不是死得早，估计轮到他当天皇的时候必定会与豪强发生碰撞。后来中大兄们与苏我氏的冲突，很好地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