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再聊聊邪马台国的位置问题。

关于邪马台国的位置，历来都有很大的争议，主要的看法有近畿说和九州说。现在虽然也冒出一些出云说等观点，但这些说法并没有得到多少的支持，所以不提也罢。

近畿说认为邪马台国在大和奈良地区，邪马台国就是后来大和的前身，大和是邪马台国的继承者，有些甚至认为大和国就是邪马台国（大和国是邪马台国和大和国是邪马台的继承者是不同的概念，别搞混了）。

持九州说的学派在内部对邪马台国的具体位置虽然有争议，却一致认为其必定在九州内而不是其它地方的。其中有些人认为这个邪马台国后来北迁至奈良地区，演化成大和政权。这是和稀泥的观点，但对抄书者来说，却更愿意相信这种说法。

其实，如果按《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的记载，邪马台国的位置应该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南边、南边、再南边。但是，《魏书》的这段描述却有一个很大的矛盾，那就是如果按它所描述的里程去走的话，邪马台国要跑到海里面去了。正因如此，某些“别有用心”的学者才认为《魏书》里的中国使者搞错了方向从而提出了近畿说的理论。

一开始，抄书者还计划弄出一篇专论，以证明本人的观点。然而在重新看了一些旧的资料和一些新的成果后，发现真的要写一篇严密得无隙可击的或者至少根基是扎实的东西来是不可能的，湮灭在各式各样故纸堆里的真相被各种想法、意图所掩盖着。如果古人故意跟你躲猫猫，你还真的很难揭下真相的面纱。

不幸的是，邪马台国的位置似乎正是被日本古人玩躲猫猫藏起来真相之一——按理说，早在三世纪末迟四世纪末日本已经出现文字，要忠实的记录下一个几十年前或者一百年前与现政权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国家并不是很难，《纪记》的作者也不是闭门造车之辈，如果不是故意躲猫猫，怎么会对一个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的邪马台国记得的是一笔糊涂账呢？

拍了几百年砖还没拍出结果议题，一个抄书者就想抄出个无人可驳的观点，那未免太高估自己了。所以，抄书者最后还是放弃了堆砌一篇拍砖文章的想法，只罗列一些态度。就象某门户网站，自称是做“有观点”新闻，却但凡稍微有些敏感的新闻，便“评论已关闭”。“评论已关闭”最多只能说“有态度”，不能叫“有观点”。咱们不妨也只要态度，观点什么的既然无法表达，那就关闭评论吧。

首先，《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里的使者不太可能搞错方向。广州飞日本的人可能会先入为主的认为自己是往东行，而不是往北行。但到了当地后，人们需要判断方向的话，最简单的办法是依靠太阳与星辰。从九州往奈良的路程基本上往东，每天早上迎着太阳方向赶路，如果说一二天还有可能搞错的话，连续走上十天二十天的路程，怎么可能搞得错呢？如果这个方向最后证明有错，毋宁说使者记错，还不如说后来者抄错更能让信服些。

至于说到距离，其实距离不是问题，没有距离才是问题。从福岗一带到近畿，水路500多公里，使者平均每天跑17公里；从福岗一带到日向，沿着东海岸线走也有三百公里，如果日向就是投马国所在，平均每天跑15公里，相差并不是很大；沿西海岸线走到熊本就已经300公里，平均也是每天15公里。其实从地图上测量的话只要手一抖几十公里就过去了，纠缠在这一百几十公里而认定使者方向性错误迹于无赖。

此外，我们不知道《魏书》中使者的描述是普遍性描述还有，还是对他这一次到访的专门性描述，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他所描述的三十日的水路路程到底经验性总结得出的结果，还是个人一次性经历的记录，包不包括上岸观光泡妞休息时间。如果是单次游历的经验，一场风雨，风向风力等等都可能造成较大的误差，不能机械地用天数来估计行程距离。

这是第一个态度。

在考古上认为，三世纪末期，也就是弥生时代晚期与古坟时代交接的那会儿，日本存在两个文化圈，一个是以近畿为中心，以铜铎为标志的近畿文化圈；另一处是以北九州为中心以剑、镜、玉为标志的九州文化圈。前面所提到的倭国之极南的奴国的记载，一般人都认为《后汉书》作者搞错了（咱们搞不清爽的问题，就是古人错了，砖家们倒是永远的伟光正。）。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未免不能自圆其说：假设公元五十七年时，近畿地区有个以铜铎为标志的联盟性国家叫倭国，而这个奴国，正好是它的最南部的一个“联邦”，所以倭使自称“倭国之极南”当然合情合理；到魏使出使邪马台国之时，以“三神器”为标志的九州文化联盟势力北上，于是奴国便改投邪马台联盟，反倒成了极北之国难道不理所当然吗？如此解释不单可以完满解释奴国位置的难题，还可以证明了两个文化圈的确实存在。

两个文化圈的存在，使得邪马台国近畿说出现了漏洞——如果三四世纪之间的邪马台国在近畿的话，那么它应该是铜铎文化文化圈体系内的。以“三神器”为标志的九州文化圈的国家不太可能去尊一个不同文化圈、不同信仰的邪马台国为主呢？——当然，两种文化是有可能通过融合来发展的。但是，若是通过融合方式产生的新的文化，当是两者相结合的结果，应该是互存共荣的。而四世纪后近畿的铜铎文化完全消失，被“三神器”所取代这一现象，很难用文化融合来解释，反倒是战争的可能性更大些。

基于此，抄书者认为邪马台国不可能在近畿。

这是第二个态度。

大和族的根源应该在九州甚至可以更精确的定位在日向一带。伊耶那歧、天孙族、神武等大和族祖先神、人出现在日向地区应该不是因为日向地区的神圣性，而是为了神化自己的祖先而神化了自己一族的发源地。古人对自己根源的重视并不亚于今人，不可能随便指一处就认作自己祖先之地。和族应该是以“三神器”的九州文化取代原铜铎文化的人，神武东征的故事是和族东征时发生的故事的神化，但其东征的时间应该是与铜铎文化消失的时间同步，也就是至少应该在二六六年之后，邪马台新任女王壹与送魏使张政等人还朝之后。

这是第三个态度。

大和族与邪马台国统治者虽然处于同一文化圈，但它们之间或者是继承和被继承者的关系，或者分离者与本原者的关系，或者是联盟中新崛起的取代者与被取代者的关系，或者是合作者之间的关系，或者干脆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无论他们的关系如何，邪马台必定发生一定了变故，或者消亡，或者被合并，或者东迁，否则不会出现一百多年的与中国外交的空白。

这是第四个态度。

在证据面前，态度应该是不紧要的。但是就算今天从某地挖出当年魏明王赐给卑弥呼“亲魏倭王”绶印，又能绝对证明这里就是邪马台国的位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