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嗣得到诏命，不日即下令：河东、朔方两处军镇，步兵留下，以防备突厥入侵；骑兵皆随之出征，以北伐契丹和奚。这时距离王忠嗣当上节度使也仅过去两年，但由于他经营有方，河东、朔方两处军镇的实力一下子跃居所有军镇之首，仅两镇的骑兵就足足达十万人。当这支全副武装的骑兵大军在王忠嗣的率领下浩浩荡荡抵达营州，宣布接管东北战场时，帐下骑兵人数仅为王忠嗣十分之一的安禄山嫉妒得眼珠子都绿了。他实在想不明白，同样是节度使，凭啥自己和王忠嗣的实力差距会这么大；别说他了，唐玄宗也没料到王忠嗣首次以节度使身份出战，是这么大的手笔—好小子，不显山不露水，竟然已手握一支可以与朝廷抗衡的私人武装。身为节度使，他有权就地招募士兵，这一点好理解，但这么多战马，他又是从哪弄来的？

欲知王忠嗣为何突然鸟枪换炮，在短短两年之内便组建成十万精骑，得去看他担任节度使期间，到底做了什么。简单的说，王忠嗣干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修城。

此时，在位期间主动示好大唐，使得两国维持了近二十年和平的毗伽可汗已经过世，时任突厥可汗是其侄乌苏米施可汗。乌苏米施可汗成为后突厥最高首领之后，终止了与大唐的停战、互市盟约，使得两国边境又一次剑拔弩张，随时可能爆发大战。王忠嗣为防止突厥入侵，决定先下手为强，他当上节度使之初，便亲自巡视两国边界，对所有战略要地皆一一作了标记，然后他下令，在这些要害地区，若之前唐军已修筑有长城或者城堡，立即着手对旧城墙、城堡进行加固，配备烽火台，若之前没有修筑任何防御设施，那就据险修筑新城，同样配备烽火台。在他亲自监督下，一道坚固的防线很快成型，自西向东延绵数千里，横贯于大唐、突厥两国之间。突厥若派兵南下入侵，唐军凭借烽火台发出的讯号，可以迅速集结成一支庞大的军队，依托城堡的优势，防御固若金汤；突厥若安分守己，王忠嗣也下令士兵卸甲归田，与当地百姓一道操持农务，从而在经济上实现自给自足。因此他担任两镇节度使期间，一不要朝廷援助，二不用横征暴敛，将士、百姓们在许多城堡的保护下安居乐业，两处军镇自然也就富足起来。

第二件事：节约。

两处军镇因避免了战火，呈一片欣欣向荣之势，这在王忠嗣的预料之中。出乎他预料的是，即使在非战争状态下，两镇的军费开支依然略显高昂，除了将士们每日必须消耗的食物，另有许多莫名其妙的其他开支。经王忠嗣核查，这些开支主要出自以下原因：由于唐朝中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以及节度使制度的确立，大唐的招兵方式也随之由府兵制改成了募兵制。这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府兵制是“兵农合一”，也就是说府兵基本上都是地主，他们战时打仗，闲时劳作，人人有自己的田产，待遇极好，所以他们的战马、武器、盔甲都要自备；而募兵制所招募的士兵，他们虽然也会参与劳作，但由于没有私人田产，所以他们的战马、武器、盔甲须由朝廷和地方军镇提供，从而保证其作战能力。随之引发的问题是，募兵制所招募的士兵，相比之前的府兵，他们对自己的战马、武器、盔甲都不知爱惜，一会儿某个将军的马死了，一会儿某个士兵的长矛没了，甚至个别缺德的还会把他们的盔甲武器私下拿去集市换钱，反正他们无需自备盔甲武器，少了什么再去府库领取就是。王忠嗣了解这一情况后，随即采取对策，他下令：河东、朔方两处军镇所有的将士，其战马、武器、盔甲，哪怕是一弓一箭，持有者必须将其姓名刻在这些物品之上。每隔一段时间，他会派人核查这些物品，谁的马没了，谁的武器丢了，根据遗失物品的价值，将直接从其军饷之中等价扣除，连续遗失多次，依军法治罪。有了这条军令，王忠嗣的部下一下子变得人人勤俭节约，有时候一把刀，一支矛使上好几年都不坏，除了基本的粮食消耗，两处军镇在非战争时期几乎没有额外的军费开支。

第三件事：买马。

王忠嗣拼命挣钱、省钱，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两镇的防务。与对自己士兵的苛刻不同，他对待其他国家的使者、商人着实大方的紧。王忠嗣常年派人手持金帛等候在边境之上，向各国使者、商人放出风声：谁带马进入境内，他愿意出两倍的价格收购，如果马匹品质上乘，他甚至愿意出三倍、四倍的高价。突厥、吐蕃等各国胡人听说有这等好事，即便明知他们的国家与大唐处于战争状态，互市也早已被明令中止，仍然在巨大利益的驱动下，冒着杀头的风险向王忠嗣大量出售战马，王忠嗣照单全收，只要钱够，有多少买多少，一时间，几乎各国的优质战马全部涌向了河东、朔方两镇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