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杀伐、恩抚并施，迅速平定九姓铁勒声势浩大的叛乱，固然让唐高宗大松了一口气；然而在朝鲜半岛战场上，因北路军统帅契必何力临时被调离前线，另一位参加此战的大将任雅相又于同期在军中病逝，独木难支的苏定方分析过整体形势，认定攻克平壤的机会已十分渺茫，不久后亦率南路军班师回国。
倔强的高句丽依然矗立在大唐东北，一如之前七个世纪一样。原先，唐高宗因此战出兵规模是大唐建立以来最大的一次（二十万大军），又有契必何力、苏定方两大名将分别督战，满心以为一定会大获全胜，甚至已准备好灭掉高句丽之后，率百官前往泰山封禅。这样的结果，无疑让他非常失望，待苏定方回国后，唐高宗亲自召见他，询问他攻打平壤失败的原因。苏定方奏道：“陛下明鉴，泉盖苏文（为避李渊名讳，唐朝君臣称渊盖苏文为泉盖苏文）虽然残暴弑君，不得臣民拥戴；但此人性格刚毅，铁腕治国，的确不是泛泛之辈，有他在，高句丽气数未尽。”
见苏定方都这么说，唐高宗只好下诏全国，取消了封禅的计划，并派遣特使抚慰东方沿海各州郡，下令免除他们的造船任务。有大臣上奏，说既然攻打高句丽失败，短期内不会再度出师，那么驻守在百济国的唐军除了空耗钱粮，已无太大意义，不如索性也将他们也一并召回国中，以节约民力。唐高宗准奏，派人传召尚滞留在百济国的两位将领刘仁愿、刘仁轨尽快班师。
朋友们应该还记得，当初苏定方攻灭百济国之后，百济国内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复国运动”，几乎收复了全部国土，唯有其之前的国都泗沘城，被刘仁愿、刘仁轨二位唐军将领设计守住，仍在唐军手里，唐军之后以泗沘城为中心，又攻取了周围数州之地，遂设立熊津都督府，辖地约占整个百济国五分之一。随着苏定方无功而返，且带走了全部攻打高句丽的军队，百济人受盟友高句丽鼓舞，重新对以泗沘城为中心的熊津都督府展开猛烈的围攻，刘仁愿、刘仁轨二将的形势再度恶化。在收到唐高宗召集他们回国的命令后，刘仁愿与帐下的士兵皆如释重负，便放弃熊津都督府，奉诏回国。然而，另一位刘将军刘仁轨却拒绝奉诏，他让使者带信给皇帝，信中写道：“臣听闻，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只要对国家有利，将领可以行使专断之权。当初，陛下为攻打高句丽，令苏老将军先攻灭百济，俘虏其王，又令臣等坚守熊津都督府，控制了百济的要害。眼下百济叛军虽然强横，志在复国，但我军已磨好了刀枪，喂饱了战马，完全可以击败他们。此次我军攻打平壤，虽然未能攻克，但主因是铁勒变乱以致节外生枝，只需经过数年时间休整，下一次与高句丽交战，陛下的夙愿一定能实现，而那时，百济的形势将举足轻重。所以臣希望陛下能收回诏命，仍由臣等坚守在百济境内，据臣观察，百济君臣貌合神离，互相心怀猜忌，势必支撑不了多久，我军应当坚守待变，暂时不宜轻举妄动。”
唐高宗阅过刘仁轨的上疏，十分满意，遂依刘仁轨要求，让他和刘仁愿等人继续坚守在这一日后攻打高句丽的前哨基地。接下来事态的发展果然如刘仁轨所料—百济王扶余丰志在收复全部国土，而其帐下的大将军鬼室福信却畏惧唐朝的强大，试图以割让熊津都督府之地为条件与唐军讲和。这二人意见相左，又都担心对方会吞并自己的军队，很快自相残杀起来，结果是鬼室福信被扶余丰所杀。趁着百济发生内讧，之前一直采取守势的刘仁轨、刘仁愿二将决定率军主动出击，毕其功于一役。经二将勘察，百济王扶余丰的巢穴位于熊津都督府以南，临近大海，百济人称扶余丰所在之地为周留城。二将计议过后，定下策略，由刘仁愿率陆军、刘仁轨率水军，同时向周留城发起了进攻。
由于这一战双方决战的地点位于周留城附近的白江口，史称“白江口之战”。
相比唐军攻打高句丽的平壤之战，以及唐军平定九姓铁勒叛乱的天山之战，白江口之战只能算是一场非常小的战役，小到什么程度？—参与此战的大唐水、陆两军人数相加起来，只有一万多人，这其中，还有六千人是唐高宗收到刘仁轨上疏后，为嘉奖其壮志刚派发的援军。百济方面，参加复国运动的总人数虽然不少，但由于刘仁轨、刘仁愿二将制定的策略非常冒险“直捣敌军巢穴，擒贼先擒王”，白江口之战爆发时，数十万计的百济军民分散在一百多座城池之内，随扶余丰镇守周留城的百济军队也只有一万多人。而之所以这一战被载入史册，且非常“有名”，还得从大环境上来看这一战。唐军为何要攻打百济？—为的是灭掉高句丽。为何要灭掉高句丽？—为的是弘扬大唐国威，进而确立自己在朝鲜半岛的霸主地位。结合前文我们会发现，唐朝在所有华夏文明建立的王朝之中是比较特殊的，特殊就特殊在该王朝具有极强的扩张性，无论是漠北十三州的设立，还是苏定方西征，该王朝在北、西两个方向的扩张，早已超出了传统的边界，本来用作抵挡游牧民族入侵的万里长城甚至变成了其“内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比较有说服力的是：唐朝历代统治者都拥有鲜卑血统，他们不但拥有华夏文明的智慧，信奉汉人推崇的儒家学说，同时和游牧民族一样，对军事扩张也有着极大的兴趣。
民族大融合，间接造就了大唐帝国的强盛，自该国建立以来，除了高句丽一国，几乎所向无敌。也许是老天担心大唐太无敌会寂寞，在高句丽之外，又为他匹配了一个新的对手。公元645年，也就是白江口之战爆发十八年前，一个新的东亚强国诞生了。就在这一年，唐太宗完成了首征高句丽之战，而在高句丽更东方的日本，这一年同样发生了一件历史性的大事件：大化改新。说到大化改新，了解的朋友可能不多，但说到明治维新，相信没有朋友们不了解—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并称为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两次变革。
由于这两次变革教科书上都有讲述，笔者就不多费笔墨进行介绍了。简单的概括这两次变革，大化改新使得日本摆脱了茹毛饮血的旧体制，其效仿唐朝，建立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拥有极强军事实力的国家；明治维新则使得日本走上了近代强国之路，其效仿西方，建立了资本主义体制。和唐朝统治者一样，经过大化改新，国力大增的日本，也试图在东亚建立霸权，而且从古至今，日本的历代统治者，都和唐太宗、唐高宗一样，对扩张领土有着极大的兴趣。白江口之战，有名就有名在这里，公元663年八月，当刘仁轨按预定计划率领水军抵达白江口，预备在此完成登陆时，配合刘仁愿对周留城实施合围时，他赫然发现，在唐军船队的前方，出现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对方的战船总数达上千艘之多，而他所拥有的全部战船，仅有一百七十艘。
这支船队不是百济的水军，也不是高句丽的，他们来自于日本。别忘了，百济王扶余丰曾长期定居于日本，蒙他求援，日本国一下子派出了四余万水军，由大将阿部比罗夫亲率，前往周留城支援，结果，阿部比罗夫所率的日军与刘仁轨所率的唐军在白江口不期而遇。所以，白江口之战的最大意义在于，这是中、日两国首次展开正面对决，中、日两国的恩恩怨怨，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