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从来没有把百济视作对手，之前让苏定方征讨百济，只是为灭高句丽做铺垫。从这个角度来看，苏定方征讨百济虽然没有成功，但唐朝瓦解高句丽、百济联盟，开辟从南线进攻平壤第二战场的战略目标却已经成功了。在此插一句，百济的复国运动虽然搞得轰轰烈烈，但有一座特殊的城池一直未能成功收复—该国国都：泗沘城。苏定方率唐军主力从百济撤离时，他的部将刘仁愿带着一万军队坚持留了下来。唐高宗随后又令进献“欲灭高句丽，必先灭百济”之策的刘仁轨，以及新罗国王金春秋各率一支生力军前往增援刘仁愿。唐高宗交给二位刘将军和新罗王的任务很简单：在唐军攻克平壤之前，把泗沘城守住就行。百济人只要没有收复国都，他们是无暇插手接下来唐朝与高句丽之间战事的。

结果，增援泗沘城的新罗军队刚走到半路，就被百济军民击退，好在刘仁轨表现出色，他突破重重险阻，与刘仁愿在泗沘城顺利会师，经二位刘将军通力合作，泗沘城被牢牢控制在唐军手中。而百济方面，因前任国王、太子皆被唐军俘虏，首倡“复国运动”的黑齿常之在收复了该国绝大部分领土后，不敢自任国王，于是他派人前往日本，迎回了长期在该国当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拥立他为百济王；又将自己的兵权转交给另一位百济贵族，名叫鬼室福信，拥立此人为大将军。这么看来，黑齿常之淡泊名利，一心为国，堪称是位义士，但他让来让去却没能让出个好的结局—扶余丰、鬼室福信二人，外战外行，内斗内行，这二人都想独揽百济大权，因此长期不合。百济人自己的国王和大将军都不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他们的“复国运动”形势急转直下，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注：隋唐时期，之前的倭国已更改国名为日本，意为：旭日升起之地。）

在百济的“配合”下，公元661年，踌躇满志的唐高宗更改年号为：龙朔，宣布大唐与高句丽的最终决战即将打响。既然是决战，这一次唐军出兵的规模也远超以往任何一战，经全面动员，参加此战的唐军人数约二十万之众，由汉族军队和唐朝辖下的各族胡人军队组成。唐高宗自任此战最高统帅，另有四员大将随他出征，分别是契苾何力、苏定方、任雅相、萧嗣业。其中，契苾何力率大唐辽东地区的军队自北向南发起进攻，苏定方、任雅相、萧嗣业三人随唐高宗乘坐战船经浿水登陆，自南向北发起进攻。四路大军水路并进，约定于该年秋季在平壤会师。

先攻打百济的意义这时体现出来了，以往唐军攻打高句丽，历来是以北线战场作为主攻点，南线战场仅负责策应。这一次，唐军因为有刘仁愿、刘仁轨二将负责牵制百济，无后顾之忧，首次改将主力军队部署在平壤以南，而让契苾何力率领辽东军打策应。

改变主攻方向的好处在哪呢？—好处那可多了去了，首先，从南路进攻，唐军可以避开敌军设置在辽东、鸭绿江畔的层层关卡，无视崎岖的山川地形，直插平壤城下；其次，南路军是以水路方式行军，战船不但可以负载士兵，同时还能运输粮食，节约大量民力；最后，南路军在浿水登陆后，背靠百济、新罗两国，百济正忙着收复国都，腾不出手来帮助高句丽，新罗却能给予唐军援兵、粮草等各种支持。

正当唐高宗与四位将领即将踏上征途，改变此战命运，进而改变唐朝接下来命运的一件大事发生了。—唐高宗得了一种怪病，据史料描述：他在战前突然感觉头晕目眩，有时甚至会短暂失明。古时医学不发达，对这一症状概括为“风疾”，需要说明的是，之前李渊、李世民也出现过“风疾”症状，不过发病的时间较晚；从现代医学角度看，这一症状其实就是众所周知的“高血压”症，的确是会遗传的。

唐高宗得了该病后，别说上阵调兵遣将了，连听取百官奏事，批阅奏章都成了问题，一下子成了残疾人。这就给了武皇后重新粉墨登场的机会—长孙无忌被扳倒后，武后自知她杀伐果断，深遭皇帝猜忌，这几年她一直不敢再轻易抛头露面。趁着这个机会，她向唐高宗提出了两个建议：一，建议唐高宗中止亲征辽东的计划，好好养病，把此战的指挥权下放给四位将领；二，建议唐高宗今后让她参与处理国事，因为她是皇帝的妻子，任何人的忠诚都无法与她相比。

唐高宗被“风疾”折腾得焦头烂额，心想也唯有如此，不得不全盘接受了武后的提议。